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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康熙年间有没有一个叫高士奇的人?

当然有啦.

高士奇

〔清〕(一六四五至一七o四)一作(一六四五至一七o三)字澹人,号瓶庐,又号江村,赐号竹窗,浙江平湖人(世) 钱塘。

初以国学生就试京师,不利,卖文自给。

新岁为人作春帖子,自为句书之,偶为圣祖所见,旬日中二试皆第一。

命供奉内廷,官至礼部侍郎。

谥文恪。

精鉴赏,收藏名迹,与孙退谷(承泽)相埒。

所著江郁销夏录,亦与庚子销夏记同工。

工,书,尤善锺、王小楷。

画有仿文徵明湘君湘夫人图、拟徐贲枯木竹石图、仿宋克山水轴,又有丝纶垂钓图,均精妙。

有清吟堂全集。

卒年六十,一作五十九。

《清史传、山静居画论、名人扇集小传、平湖县志、当湖历代画人传》

补充

高士奇(1645-1704) 清朝大臣、史学家。

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

字澹人,号江村、全祖。

以诸生供奉内廷,为清圣祖康熙帝所崇信,官詹府少詹事。

以植党营私,被劾、解职归里。

后复召入京,官至礼部侍郎。

卒,谥文恪,他能诗、善书法,且精鉴赏,所藏书画颇多。

著有《春秋地名考略》、《左传记事本末》、《清吟堂集《江村消夏录》、《天录识余》、《扈从目录》等。

补充:清康熙十九年(1680),授额外翰林院侍讲。

二十二年,补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

二十三年,迁右春坊右庶子,不久,提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

次年,转侍读学士,充《大清一统志》副总裁官。

后迁詹事府少詹事。

二十八年春,随康熙南巡至杭州。

九月,左都御史郭琇上疏弹劾,指责他结党营私、贪赃受贿、私营土木,结果被解职归杭。

三十三年,应诏入京到南书房修书。

三十六年,以养母请归,特授詹事府詹事。

四十一年,授礼部侍郎,未赴任。

四十三年,又迎驾南巡杭州。

高士奇学识渊博,康熙曾在左右大臣面前说:“士奇无战阵功,而朕待之厚,以其裨朕学问者大也。”能诗,善书法,精考证,能鉴赏,所藏书画甚富。

补充

清朝康熙皇帝是一代英主,可谓名垂史册。

他与高士奇的君臣交往,野史不少。

对高士奇的评价,贬的多,褒的少。

但反映高士奇早期生活的文章,却不多见。

即使是《清史列传》、《清史稿》、《清代七百名人传》、《清平湖县志》,还是高氏的家谱《渤海高氏家谱》均叙述得不翔实。

但据上述史料可知,高士奇出生于余姚(今慈溪樟树镇高家村)。

康熙三年(1664年),高士奇全家北迁。

不幸的是,到京后不久其父故世,一家的生活重担无情地压在这个二十岁的文弱书生身上。

直到二十六岁入太学时,生活才有所转机。

康熙十年(1671年)四月初三,康熙这位不满二十岁的年青皇帝,在果断巧妙地铲除专权谄佞的鳌拜等辅政大臣后,亲试太学生,高士奇荣登榜首,御试第一。

因此,他入仕,不是如《清史稿》所述的为明珠所荐,而是凭他的书法才学。

这年五月,康熙钦命高士奇为其抄写经筵讲义,高士奇兢兢业业,每夜书成后,与妻对读,常至半夜。

由于高士奇工作出色,翌年七月二十五日,康熙皇帝在懋勤殿破格地接见了这位抄写员,且特赐内缎。

而高士奇也不失机会,献《东巡赋》,既表达了对皇上的忠心,又显现出自己的才华,得到康熙的赏识。

康熙十四年冬,高土奇被补詹事府录事,高土奇高兴地写下:“禁初开简从臣,多年供奉拜官新。”康熙十六年(1677年)八月,高士奇以录事随康熙行南苑,从此高士奇就成了康熙的随从。

高士奇得意地写下:“自笑功名薄,谁知雨露深”的诗句。

同年冬,高士奇又升任内阁中书舍人,食六品俸。

康熙赐御书“忠孝”二字。

后来,康熙又赐救高士奇曰:“尔在内办事有年,凡密谕及朕所览讲章诗文等件纂辑书写甚多,特赐表里十匹,银五百两,以旌尔之勤劳。

还赐“忠孝之家”御印一方(现藏平湖市博物馆,篆体,七月初一赐)。

康熙十九年五月,康熙又谕吏部曰:高士奇学问淹通,居职勤慎,供奉有年,应授为翰林院。

吏部议叙后,授高士奇为额外翰林院侍讲。

康熙称高士奇学问淹通,当然有依据的。

在高士奇任内阁中书后,亲试其学问,赐博学鸿词。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高士奇补侍读充日讲起居住官,与康熙的关系更贴近了。

康熙二十三年,高士奇迁右春坊右庶子,二月转左春坊左庶子。

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成了康熙的“老师”。

这几年是高士奇最辛苦的日子,每夜总劳作到二、三更,他夫人在家备具酒食坐待,偶话直庐事,则以清勤相勉。

当进讲《周易》时,高士奇深夜归郎后,辄以明日所讲易义探索了然,才敢入寝,而其夫人总相陪伴,虽寒暑也如此。

这时期,康熙外巡,高士奇总相伴,先后巡访松亭、塞北、盛京、乌喇、浙江等地。

高士奇写下了这样的诗:“塞北松亭载笔频,江南山左扈时巡,旨甘不缺慈帏奉,内顾无忧赖尔身。”这首诗,不仅反映了他与康熙的“载笔频”,同时也对他夫人的歉意,“内顾无忧赖尔身”。

但高士奇毕竟以康熙为重,当南巡江南,二十三年十一月,壬戊朔,康熙夜读三更,高士奇请曰:“圣躬过劳,宜少节奉。”康熙回答说:“朕自五龄受书;诵读恒至夜今,乐此不为疲也!”足见君臣之亲。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高士奇又转为侍读学士,充大清一统志副总裁。

丁卯(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迁詹事府少詹事。

从一个监生宜人宦官之列,成了四品官。

这在举科年代是绝无仅有的。

高士奇在内廷的这段时间,正是康熙大展雄图的时期。

康熙二十年,已彻底平定了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的三藩之乱。

二十二年,收复了台湾,促进了国家的统一。

二十五年,康熙又下令抗击沙俄侵略者,收复了雅克萨。

并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双方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从而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不难想象,一直在内廷的高士奇,对康熙皇帝的影响和作用。

正当高士奇步步高升的时候,厄运降临。

康熙二十七年,山东巡抚张汧以赉银赴京行贿事发,经审讯,狱辞涉及高土奇。

康熙谕令勿滋蔓,高士奇才得置弗问。

那么狱辞涉及高士奇,而康熙谕令勿滋蔓的原因是什么呢?正如高士奇疏言所说:“臣等编摩纂辑,惟在直庐”,“非进讲,或数月不觐天颜,从未干涉政事……独是供奉日久,嫌疑日滋。

张汧无端疑怨,含沙污蔑……伏乞赐归田里。”康熙心中十分明白,高士奇的疏言辞恳言衷,所以康熙同意高士奇解任。

康熙二十八年春,康熙又南巡杭州,解甲的士奇仍为随从。

在杭州,康熙题西溪山庄诗一首,并以御书“竹窗”两字赐高士奇。

士奇即以“竹窗”为赐号。

可见,康熙并不因为高士奇涉及张案而冷落,这必然引来更大的攻击。

九月,左都御史郭琇严辞弹劾高士奇等人,高士奇成了一个表里为奸,植党营私的主犯,列举高士奇四大可诛之罪,最后又说:“高士奇、王鸿绪、陈允龙、何楷、王顼龄等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蜮其形,畏势者既观望而不敢言,趋势者复拥戴而不肯言,臣若不言,有负圣恩……”这样慷慨激昂之辞言,谁能不信呢?就这样高士奇等人休致回籍,康熙令他们回家。

高士奇因闻平湖风俗敦朴,地僻事简,无外物之扰,得优游林野。

10月,奉圣命归田,入籍平湖,成了平湖人。

高士奇离开康熙,但康熙仍念念不忘,三十二年(1693年)癸酉四月十六日,又赐高士奇手敕一道:“朕少年最不喜参,尔所素知,只因前岁大病,后赖此药复还元气,所以,使人到长白山觅得八九寸长,五六两重者十余根,上好者数斤,念尔江湖远隔,苦楚频躬,想是未必当年气相也,故赐南方所无蜜饯人参一瓶,上好人参一斤,土木参二斤,尔当宽心自养,不必多虑。”笔者认为,康熙对待高士奇远远超出一般的君臣关系,高士奇离康熙三年多,当康熙大病复元,就想到江湖远隔的高士奇,一定没有当年的气相,赐南方所没有的补品,并安慰他“尔当宽心自养,不必多虑。”意思十分明显。

七月,又赐高士奇御制扇诗一首:“故人久别已三年,寄语封书白日边,多病相邻应有意,吟诗每念白云篇。”康熙赐物寄情,君臣关系成了“久别的故人”。

在封建社会中,又有谁能被皇上称故人?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甲戌,康熙命大学士于翰林院官员内荐长于文章、学问超卓者前来修书,这实际上为高士奇等复出开了大门,这一点大学士王熙、张玉书等人很明白,况且张玉书与高士奇在南书房共事过。

因此,自然荐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等人。

这样高士奇在离京回乡五年后,又官复原职,住进内廷,在封建王朝中,二次能住进内廷的能有几人?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丙子,噶尔丹叛乱,康熙三次亲征。

高士奇也随皇上远征,风餐露宿。

当噶尔丹叛乱平息后,高士奇就以母老乞还,康熙授高士奇詹事府詹事,为三品官,难其回乡,并赐“清吟堂”御匾一幅。

高士奇回归后,康熙仍然惦记着高士奇,三十七年(1698年)戊寅七月,赐诗一首:“廿年载笔近螭头,心慕江湖难再留,忽忆当时论左国,依稀又是十三秋,康熙追忆高士奇当年讲授《左传》、《国语》时的情景,诉说了高士奇心慕江湖,无法挽留的伤情。

可见康熙与高士奇之间情感是多么的笃诚。

三十八年(1699年)已卯三月,康熙又赐高士奇“忠孝节义”匾。

这“忠孝节义”四个大字,实际是对郭琇弹劾的四大可诛之罪的最好答复。

四十年八月,康熙又赐高士奇联一对:“忠为表,孝为里,言有物,行有恒”,这是一代英主康熙对高士奇的一生评价。

四十一年(1702年)壬午,康熙授高士奇礼部侍郎、二品官,高士奇以母老未赴,四十二年癸未春,康熙南巡杭州,高士奇特奔淮安接驾。

南巡后,士奇又随驾入京,三月十七日至畅春苑,即住进内直。

二十一日,康熙对高士奇说:“尔在内历有年所,与众不同,今日令尔遍观园中诸景。”康熙一整天陪伴高士奇游览皇宫内园各式景点,正如高士奇在《蓬山密记》中写道:“是日所经,即内待少疏远者,亦不能至也!”康熙对高士奇最难能可贵的是四月十七日,他当着左右说:“当日初读书,教我之人止云:熟读四书本经而已……后得高

士奇,始引诗文正路,他常向我言,诗文各有朝代,一看便知,朕甚疑此言,今朕迩年,探讨家数,看诗文便能辨白时代,诗文亦自觉稍进,皆高士奇之功。”

那么,高士奇到底有多少学问?清光绪《平湖县志》、《高士奇传》的评价说得好:“策图书编纂最富;善神王小楷;工诗,尤长应制体;论者与桐城张相国英并称;精赏鉴;凡法书、名绘、彝鼎、琬琰,经拂拭者,声价十倍。”可见,他在文学、史学、政典、书法、鉴赏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是一位学者。

三百多年来,除了郭琇弹劾高士奇的奏折外,不少野史也把高士奇当作贪得无厌的佞臣这是不足为奇的。

笔者认为缺少确实的依据。

对高士奇的评价,笔者认为,康熙是历史上人们肯定的英主,高士奇是他的内臣,并不是外官,郭琇所以弹劾徐、高、王三家,实际上是太平盛世中官僚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的反映。

康熙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未对高士奇论罪。

高士奇的离京,是康熙为巩固统治而采取的一个措施。

因此,高士奇解任回乡,康熙还是念念不忘,当高士奇最后一次离京时,康熙说:“见尔感涕,朕亦难忍。”命阖宫首领内监送至苑门外,此时不觉大恸,人人哀伤,这在封建王朝“伴君如伴虎”的年代里,有如此激动的场面,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是少有的。

高士奇从北京回来,就为康熙编纂《御制诗》,六月十五月完稿并写了跋。

可是,仅过半个月,三十日,他就病逝了。

应该说,高士奇带着康熙对他的信任与他对康熙的忠诚离开了这个世界的。

高士奇是一生效忠于康熙的官吏,一位在文史哲诸方面都有贡献的学者,决不是郭琇等人所说的“国之一路蠹,民之贼”。

正因为如此,在高士奇病故后,康熙赐谥号文恪,意思是:一个谨慎守规章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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