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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溥仪的大总管,一年收入两万多大洋,为何又整日为钱发愁?

清朝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朝代,而清朝末期自然成为距离当今最近的封建时代。对这段历史的研究,除了《清史稿》等正史,还有一些个人也给历史学家,留下不少宝贵的资料,今天要说的这个人,就是伴随清朝走向灭亡的内阁大臣——绍英。绍英是清末少数留在溥仪身边的大臣之一,在工作之余,他写了很多日记记录自己的日常工作。难得的是这些日记,在经历了战争洗礼后竟然还有幸保存下来一大部分,成为研究清末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那么,绍英在满清末世都做了些什么?他在日记中又记了哪些事呢? 绍英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清朝官员,所以他是正经的官宦子弟。辛亥革命之后,绍英成为溥仪皇宫里的内务府大臣,专门负责宫里的大小事务。据说,他在宫里任职的时候,每天都要为溥仪所需的各项经费开支发愁。他一直都有写日记的习惯,在这期间,他的日记记录了每天的待办事项,这些事中大多和申请拨款有关。那时内务府的经费需要到袁世凯那里申请,并且申请的钱数也有讲究,他想多争取一些以便随时挪用,但又担心下面的人会贪污私吞,所以为了账务问题他真是操碎了心。 事实上,溥仪在位当皇帝时,袁世凯为首的民国政府已是负债累累,答应拨给溥仪的经费总是一拖再拖,总统府甚至还常用债券应付绍英,债券又常因各种原因贬值。所以,那段时间满清皇室的经济压力一直很大,连溥仪的婚礼花销都被大幅度缩减,只争取到不足30万元的费用,比起花了一千多万两白银的同治和五百多万两白银的光绪,这笔开支简直是微不足道的。绍英作为内务府大臣,在那段特殊时期为了省钱确实是煞费苦心。 绍英一生共记录了70余本日记,虽经历年代久远,但仍被其孙子马延霱先生保护留存下33册。他的日记记录时间从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1900年8月14日)起,至民国十四年三月十八日(1925年4月19日)止。他在日记中除了记录所经历的大事以及自己的一些事外,着墨最多的则是逊清皇室与国民政府之间经费来往的事。类似「 ”饭后四点钟至石大人胡同袁大总统处,见,略说内务府用款事,允为拨给,但宜随时拨用,若多拨恐办事人生心侵蚀,”这种记录其向民国政府要钱的事很多。 除了向民国政府要钱,当时处境艰难的逊清皇室也曾试图节省开支,想办法开源节流,这在绍英日记中也有体现。如,1912年11月16日,他就记载说:「 ”皇太后谕令:所有皇室所属各衙门应裁应并,通盘筹画永久之计,随时会同醇亲王妥商办法,奏明办理。” 1918年6月8日,他记载说:「 ”中堂交进售卖瓷器洋元票八万七千元,银库取到公债息银卅万四千八百八十七圆三角。” 除了以上这些皇室的事,绍英还在日记中不经意间记录下自己作为内务府官员的收入情况,有人统计了民国四年绍英各项收入(包括赏赐)总共达到22308.92元。这样的收入在当时来说绝对是高收入了,但他的花费也不少,一则家口人数较多花费不小,二则应酬和杂事交往所掏的小费等也不少。 绍英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在那个混乱的时代,为了自身利益,他也曾做了许多自保的行为。1905年时,他被任命为支部左侍郎。虽然他一直是个很善良本分的人,但胆子一直都很小。他并不愿意接受新思想,或许这在他看来是一件极具风险的事情,虽然他表面上很支持革命,但在实际行动中却不是那么回事。 绍英结交了许多外国朋友,与他们建立了友好关系,但他这样做的目的并不单纯。因为其祖父和父亲都是清朝大臣,所以他家的财力还算得上优渥,他在京城里拥有不止一处宅院。他一直想把房子租给洋人居住,这样一来遇到危机时刻,就可能获得帮助。所以他宁愿免费让洋人住自己的房子,也不愿把房子租给同胞。从这件事上看,绍英确实是一个聪明人,但他这样的做法却是有利也有弊,并不像他想得那么完美。 作为清朝走向灭亡的历史见证者,绍英一生经历了很多事情。胆小的他做事虽然一直谨慎,但在一些事情上,难免失去作为中国人的骨气。他曾经假装得了一种病、获得了到德国住院修养机会,但没想到最终他竟然真的患上了这种病,因此而逝世,还真是有些讽刺,看来有些事情即便胆小也是逃不过的。 参考文献:《清史稿》《绍英日记》《我的前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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