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里斯暗示什么意思(库里斯啥意思)

她在三月初抵达，飞机在黎明前降落在卡图纳耶克机场。越过印度西海岸之后，他们就一路加速，所以此刻乘客们在漆黑一片中踏上跑道。

当她走出航站楼时太阳已经升起。在西方生活时她读到过这样的句子：破晓轰响如雷，她知道自己是教室中唯一亲身体验过这种说法的人。但破晓对她来说从来不是突如其来的惊雷。会有诸多声响作为前奏：鸡鸣，车声，清晨恰到好处的雨，或是一个男人在楼里其他房间用报纸擦拭窗户时发出的咯吱声。

她出示联合国浅蓝色条纹的护照清关之后，一个年轻的政府职员随即趋近，走在她身侧。她艰难地拖着行李箱，但他没有提供任何帮助。

“离开多久了？你在这里出生的，是吧？”

“十五年了。”

“你还会说僧伽罗语吗？”

“一点点。这么说吧，科伦坡的路上我不想聊天，请你别介意：我还在倒时差。或许赶早还来得及喝杯托蒂酒。提供头部按摩的加布里埃尔发廊还开着吗？”

“在科鲁皮迪区，还开着。我认识他父亲。”

“我父亲也认识他父亲。”

他一个箱子都没有碰，却指挥别人将箱子装到车上。“托蒂酒！”他大笑一声，继续他的交谈，“十五年后浪子回头，第一件事想的就是托蒂酒。”

“我不是什么浪子。”

一小时后，他在为她租的小房子门外和她大力握手。

“明天要和迪亚瑟纳先生开会。”

“谢谢。”

“你有朋友在本地，是吧？”

“没有。”

安尼尔喜欢独处。有亲戚散落科伦坡各处，但她没有联系他们告知要回来的事。她从钱包里拿出一片安眠药，打开电扇，挑了条纱笼后爬到床上。她最怀念的东西就是电扇。十八岁那年离开斯里兰卡后，她与故土唯一的真正联系是父母每年圣诞节寄来的新纱笼（她会老老实实穿上）和有关游泳集会的新剪报。少年时代的安尼尔是个出众的游泳健将，整个家族一直紧抓这事不放：这项才能在她的余生都与她牵扯不清。在斯里兰卡家庭看来，如果你是个著名的板球手，凭借大力回旋击球或是在皇家公学与托马斯公学的对抗赛中打出著名的一局，就能轻易找个好工作。安尼尔在十六岁那年就赢得了拉维尼亚山酒店举办的两英里游泳比赛。

每年都有一百人冲入海中，游到一英里外的浮标处再折返至同一片沙滩，最快的男女选手会在体育版风光一两天。有张照片拍下了她在那个一月早晨走出波涛的瞬间，《观察者报》使用了这张照片并配上《安尼尔夺冠！》的标题，她父亲把这张报纸收藏在办公室里。照片被各路家族远亲仔细研究（澳大利亚的，马来西亚和英国的，还有那些在斯里兰卡本岛的），不是因为她的成绩，研究她现在以及将来姿色如何。她的髋骨是不是太宽了？

摄影师在照片中捕捉到了安尼尔疲惫的笑容，她正抬起右臂扯下橡胶泳帽，焦距外是一些落后的选手（她曾与他们认识）。这张黑白照片已作为标志性象征在家族中流传太久。

她将被单推到床脚，躺在昏暗的房间里，阵阵清风拂面。在这座岛屿发生的过往已不再困扰她。将年少成名的光环抛诸脑后，她又经历了十五年风雨。安尼尔读过资料和报纸，连篇累牍的悲剧，如今她已去国多年，长久得足够以疏离的目光解读斯里兰卡。但这却已是个道德上更为复杂难解的国度。街道还是那些街道。居民还是那些居民。他们购物，更换工作，大笑。和这里发生的一切相比，最黑暗的希腊悲剧都显得天真。木桩上的头颅。马特莱可可种植园里挖出的骷髅。大学时代安尼尔曾翻译过阿尔基洛科斯[1]的诗句：出于战时的道义，我们留下死者遗体以获忌惮。但在这里，死者的家人连如此待遇都得不到，甚至连敌人是谁都一无所知。

第十四号窟曾是山西省诸多佛窟中最美的一座。当你走进其中，却发现它就像是巨大盐块被挪走后留下的废墟。菩萨造像——他们的二十四番轮回——被刀凿斧劈自岩壁砍下，留下殷红印记，标识着伤口所在。

“世事皆无常。”帕利帕纳告诉他们，“那只是场旧梦。艺术品遭焚毁消亡，又被历史的反讽垂青——这都不值一提。”他在第一堂课时就如此对考古系的学生们直言相告。他一直在谈论书籍与艺术，提及“意念的力量”通常是唯一的幸存者。

这是彻头彻尾的凶杀现场。身首异处。砍手断足。没有任何躯体得以留存——一九一八年日本考古学家发现这处洞穴后不出数年，所有的雕像都被盗走，菩萨像旋即被西方博物馆收购。加州的某家博物馆内藏有三尊躯干。一座头像遗落在信德平原[2]某条河的岸边，朝圣之路近在咫尺。

如此荣耀往生。

抵达后的第二天上午，他们要求安尼尔去与金赛路医院法医系的学生们见面。这本不是她此行的目的，但她同意前往。她还没有见到迪亚瑟纳先生，那名由政府指定要与她在人权调查项目中合作的考古学家。有消息说他出门去了，回到科伦坡后就会尽快与她联系。

他们送进来的第一具尸体死亡不久，人是她抵达后才遇害的。想到事情一定是在她昨天傍晚在佩塔市集散步时发生的，她的手不禁颤抖起来。两个学生面面相觑。她一般从不将死亡时间与私人生活联系到一起，但她依旧在计算着案发时伦敦的当地时间，圣地亚哥的当地时间。时差五小时三十分钟。时差十三小时三十分钟。

“这是你解剖的第一具尸体吗？”他们中有人问道。

她摇头。“双臂的骨头都碎了。”就如此这般放在她面前。

她抬头看着这两个年轻人。他们是还未毕业的学生，年纪轻得还会受尸体的惊吓。因为这身体还有余温。身份仍然依附其上。而政治屠杀的受害者往往要很久之后才被发现。她将死者的手指一一浸泡在盛有蓝色溶液的烧杯中，以便检查割痕和擦伤。

“大约二十岁。已死亡十二小时。你们同意吗？”

“同意。”

“同意。”

他们似乎很紧张，甚至有些害怕。

“再报一下你们的名字？”

他们告诉了她。

“重要的是大声说出你们最初的感觉。然后加以推敲。接受自己可能会犯错的事实。”（她该向他们说教吗？）“如果一开始的时候错了，重新来过。或许你会发现曾被忽略的东西……他们怎么可能在不伤害手指的同时打断双臂呢？真奇怪。你会举起双手保护自己。手指一般都会受伤。”

“或许他在祈祷。”

她停下来抬头看向说这话的学生。

送进来的第二具尸体胸腔多根肋骨粉碎性骨折。这代表他曾从极高处坠落——起码有五百英尺——然后面朝下撞击水面。体内的空气被挤压殆尽。意味着他是从直升飞机上落下。

第二天清晨她在位于旺德路的住处早早醒来，走进花园的昏暗之中，身后是躁鹊鸟急切想要表达观点的喧闹。她站在花园里把茶喝完。当她走向大街的时候细雨开始飘落。一辆三轮摩托车停在她身侧，她迅速上车。摩托车飞驰前行，钻进拥挤交通中每一线缝隙。她紧紧抓住搭手的皮带，雨水从毫无遮挡的车身两侧打湿她的脚踝。三轮摩托要比带空调的出租车更凉快，她也喜欢听喇叭发出粗鸭嗓一般的声音。

在科伦坡的最初几日，她发现每当天气骤变，她都独自一人。落在衬衫上的雨，水汽里尘土的气息。云团会骤然散开，城市变身为一座热络的村庄，人们相互大声寒暄，谈论着雨势。人们也会揣度，这或许只是场短暂的阵雨。

多年前她的父母曾举办过一场晚宴。他们把长餐桌摆在炎热干燥的花园里。已是五月尽头，但干旱一直持续，雨季遥遥无期。随即，就在晚宴快要结束的时候，雨下了起来。卧室中的安尼尔被空气中的骚动唤醒，跑到窗前向外张望。如注的暴雨中宾客们四散奔逃，忙着将古董椅子搬进屋内。但她父亲和他身边的女人依旧坐在桌边，庆祝着季节的骤然转变，任由脚下的泥土变成泥浆。五分钟，十分钟，他们端坐交谈，她想，他们只是为了确保这不是场转瞬即逝的阵雨，为了确保雨水会继续落下。

鸭鸣般的喇叭声响起。

当三轮摩托抄近路开向考古办公室，豪雨正横扫整个科伦坡。这一带的小店铺中，灯光正渐次点亮。她向前倾身，说：“麻烦你，要买些香烟。”三轮车迅速停在人行道旁，司机朝着一家商店高声叫嚷。一个男人带着三种香烟冲进雨里，她选了盒装的金叶牌，付了钱。他们继续前行。

突然之间，安尼尔为归来而高兴，内心深处，童年时代被掩埋的回忆依旧鲜活。当日内瓦的人权中心发布通知征召法医人类学家前往斯里兰卡时，她递交了申请，却并未对此上心。她没指望会被选中，因为尽管她如今出行已使用英国护照，但她毕竟出生在这座岛上。而且人权专家们也不大可能被允许进入。这些年来，“大赦国际”和其他人权组织寄往瑞士的控诉信堆积如山。卡图戛拉总统声明并未听说境内发生大规模有组织的屠杀事件。但迫于压力，也为安抚西方贸易伙伴，政府最终同意让外国顾问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下进行调查，而安尼尔·提瑟拉作为日内瓦组织派遣的法医专家，将在科伦坡与一位考古学家合作。项目将为期七周。对此，没有一个人权中心的成员心怀希望。

踏进考古办公室的当口，她就听到了他的声音。

“啊——你就是那个游泳好手咯！”一个年近五十、虎背熊腰的男人一边姿态散漫地向她走近，一边伸出手来。她希望这位不是塞拉斯·迪亚瑟纳，但不巧正是。

“游泳早是陈年旧事了。”

“不过……我可能在拉维尼亚山见过你。”

“怎么会？”

“我在那儿的圣托马斯公学读书。当然，我比你虚长几岁。”

“迪亚瑟纳先生……我们别提游泳的事了，好吗？从那以后，桥下发生过太多血案。”

“也是，也是啊。”以后她将熟悉他这慢条斯理的语调，他精确却又拖拉的行事风格。就像亚洲式的点头称是，脑袋几乎晃过一圈的同时包含着否定的可能。塞拉斯·迪亚瑟纳连声称好，是冠冕堂皇的礼貌虚应，暗示一切有待商榷。

她朝他微笑，想缓和刚见面就唇枪舌剑的局面。“见到你实在很高兴。我读过你的几篇论文。”

“显然我和你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但起码，我知道绝大多数挖掘地点……”

“我们能先吃早饭吗？”他们向他的车走去时，她问道。

“你结婚了吗？有孩子吗？”

“没结婚。也不游泳了。”

“好吧。”

“现在每星期都会发现尸体。恐怖指数高达八十八至八十九，当然，事态已如此发展了很长时间。各方势力都在屠杀并藏匿证据。各方势力。这是场非正式的战争，没有人愿意与外国势力决裂。所以这是黑帮与警队间的冲突。和中美洲的情况不同。政府不是唯一双手沾血的组织。有过，并且依旧还有三个敌对阵营——一个在北方，两个在南方——通过武器、宣传攻势、恐惧、别有用心的宣传画以及审查制度行凶。从西方进口最先进的武器，或是自制枪炮。几年前，人们开始无故失踪。也有烧得无法辨认的尸体被发现。要找到元凶毫无希望。也无人能分辨谁是受害者。我只是个考古学家。你的东家与政府要如此配对——一个法医病理学家搭一个考古学家——这不是我的主意，如果你问我的看法，我觉得这组合很莫名。我们遇到的绝大部分都是毫无线索的私刑处决。或许是叛军干的，又或许是政府或是分裂组织。各方阵营都在搞屠杀。”

“我都说不好哪个派系最为残忍。报道惨绝人寰。”

他又叫了杯茶，看着已经上桌的食物。她特意点了炼乳和椰子粗糖。待两人吃完，他说：“来吧。我带你上船。领你参观下工作的地方……”

“奥罗赛号”这艘昔日东方航线上的客轮已被掏空所有值钱的器械和豪华装饰。它曾航行在亚洲与英国之间——从科伦坡前往萨德港，滑过苏黎世运河的狭窄水域，一路驶向蒂尔伯里码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它只走国内航线。客舱的房间被打通改为货仓。茶叶、清水、橡胶制品和稻米取代了难相处的乘客，只有那么几个例外，比如说航运公司股东们那些无业又想找刺激的侄子们。它保持着东方船只的特性，足以抵御亚洲的酷热天气，依旧残留海水的咸味、锈蚀与油渍，货仓里弥漫茶香。

过去三年里，“奥罗赛号”一直泊在科伦坡港北角一处废弃的码头内。如今这艘巨轮已成为陆地不可分割的部分，并被金赛路医院用作仓库与工作间。由于科伦坡市区的医院实验室有限，改装后的船舱中有一块区域将成为塞拉斯和安尼尔的大本营。

他们离开开垦街，朝跳板走去。

她划一根火柴，举向暗中，光亮聚拢来，顺着她的手臂蜿蜒而上。她刚看见左手腕上的辟邪棉绳，火柴随即熄灭。自从在朋友的一次法会戴上这守护结之后，没到一个月玫红色就已褪尽。当她在实验室戴上乳胶手套，绳子的颜色就在手套下变得显得更浅淡，仿佛凝在冰中。

身边的塞拉斯打开了手电筒，那是他就着火柴的光亮找到的，然后两人在抖动的光晕中前行，向一面金属墙走去。走到墙边后，塞拉斯用手掌大力拍击，他们听到墙后的房间里传来动静声响，那是老鼠在逃窜。他又拍了拍，仍有动静。“像老婆回来时，男人和女人匆忙下床的声音。”她低声说着，旋即住了嘴。安尼尔和塞拉斯还没有熟稔到可以拿夫妻关系开玩笑。她本想再加一句：“亲爱的，我回来了。”

“亲爱的，我回来了。”当她蹲在尸体身边判断死亡时间时，她会这样说。语调有时尖刻有时温柔，视她情绪而定。绝大多数时候，她会在伸手停留在距离尸体肌肤一厘米处探知体温时，这样悄声细语。尸体。不再是他或者她。

“再敲一次。”她要求他。

“得用羊角锤。”这次，金属质地的巨响在黑暗中回荡，当回声消散，一切复归静谧。

“闭上眼睛。”他说，“我要点盏硫磺灯。”但安尼尔曾在夜间的采石场工作，四周正是明晃晃的硫磺灯。也曾见过被硫磺灯照得一览无余的地下室。宽敞的房间在刺目的光线下显形，角落里有一座残破不堪、摇摇欲坠的吧台，随后她还会在这后面发现一盏水晶吊灯。这里将会是他们的储藏室和工作间，幽闭恐惧，空气里清洁剂的气味。

她留意到塞拉斯已经开始在这里存放一些他的考古发现。地板上四散着用透明塑料纸包裹的石块和骨头碎片，木箱紧紧捆着。好吧，她不是来这里处理这些古董的。

打开箱子时，他一边说着某些她听不清楚的语句，一边掏出最近一次挖掘的成果。

“……绝大多数来自六世纪时期。我们认为是专门埋葬僧侣的神圣墓穴，就在班德勒韦勒附近。”

“发现任何骨骸了吗？”

“目前为止有三具，还有一些同时期的木罐化石。全都和该时代的样式符合。”

她戴上手套，举起一块古老的骨头掂重量。时间似乎没错。

“骸骨先用树叶包裹，然后再用布。”他告诉她，“之后在他们身上放置石块，最后石块会穿过肋骨掉入胸腔。”

尸体掩埋多年之后，土壤表层会有细微的移位。然后那块石头掉入肉身腐败后留下的空隙，仿佛象征灵魂的逝去。这种自然的仪式总是让她触动。在库塔皮提亚的孩提时代，安尼尔有一次踩到了新近掩埋的死鸡，埋得很浅，她的重量将死鸡体内的气体从喙部挤压出来——那是一声喑哑的啼叫，她吓得弹开，魂飞魄散。随即她把土刨开，生怕会看见这家伙还在眨眼睛。但它确实死了，眼中都是沙子。那天下午的经历至今让安尼尔心神不宁。她将它重新掩埋然后从坟墓前倒退着离去。

她从那堆碎屑中捡出一块骨头，摩挲着。“这是在同一个地方发现的吗？它看来不像六世纪的东西。”

“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僧侣的墓穴中发现的，在政府的考古保护区内。没有别人可以进入。”

“但这块骨头——它不是那个时期的。”

他停下手里的活盯着她看。

“那是受政府保护的区域。骨骸埋在班德勒韦勒洞穴附近的天然土坑中。骸骨，以及零碎的骨头。你不太可能发现其他时期的东西。”

“我们可以去那里吗？”

“应该可以吧。我试着申请一下。”

他们爬回甲板上，置身于阳光与各种声响之中。他们能听到汽艇行驶在科伦坡港的主河道里，扩音器里的叫嚷声在拥挤的河道上空飘扬。

第一个周末，安尼尔借了辆车前往距离拉加格里亚一英里的小村庄。她把车停在被树丛隔开的空地上，这地方小到她无法相信会有房子存在。变叶木带斑点的硕大叶片涌进院落。似乎没有人在家。

她抵达科伦坡的第二天就写过信来，但没有回音。她不清楚这次是不是会白跑一趟，也不知这沉默算不算某种暗许，又或者她知道的地址早已不复存在。她敲了敲门，然后从窗户栏杆朝内张望，听到有人朝门廊走来时，她迅速转身。安尼尔几乎没认出这位极瘦小的老妇人。她俩面对面站着。安尼尔上前拥抱她。这时一个年轻女子走出来，不苟言笑地看着她俩。安尼尔觉察到了正有一双严肃的眼睛审视着这多愁善感的时刻。

当安尼尔直起身来时，老妇人在哭泣。她伸出手来，抚摸安尼尔的头发。安尼尔握住她的手臂。她们谁都无法开口。她亲吻拉丽莎的双颊时，因为她的矮小老迈必须俯下身去。当安尼尔松开手的时候，老妇人似乎有些束手无措，而那个年轻女子——她是谁来着？——上前将她搀进椅中，随即离去。她们旁边的桌子上有个很大的相框，拉丽莎拿起来递给安尼尔。照片中的拉丽莎年过半百，还有她不得志的丈夫和她的女儿，女儿手中抱着两个婴儿。她指了指其中一个婴儿，又指向昏暗的屋内。所以这个年轻女子是她的外孙女。

年轻女子用盘子端来甜饼干和茶，接下来的时间她都用泰米尔语和外婆拉丽莎交谈。安尼尔只能听懂只字片语，主要依靠说话的方式猜测她们在说些什么。她曾经和一个陌生人交谈却只得到对方茫然的目光，这才知道因为她说话缺少语调的变化，听者不明白她在说什么。他分不清那是提问、陈述还是命令。拉丽莎似乎为使用泰米尔语交谈而有些尴尬，所以她低声细语。而她的外孙女，自从握过手之后都没再打量过安尼尔一眼，她说得很大声。她看着安尼尔用英语说：“我外婆想让我拍一张你们俩的合影。以便记得你来过。”

她再次离开，随后拿着台尼康相机回来，并要求她俩靠近一些。她用泰米尔语说了什么，没等安尼尔摆好姿势就拍好了照片。一张似乎已经足够。她信心十足。

“你住在这里吗？”安尼尔问。

“不。这是我哥哥的家。我住在北部的难民营。我尽量每隔一周来这里一次，这样我哥哥和嫂子就能暂时脱身。你上次见我外婆时几岁？”

“十八岁。后来就出国了。”

“你父母住这里吗？”

“他们过世了。我哥哥也已经离开。只有我父亲的朋友还住这里。”

“这么说，你没什么亲友了，对吧？”

“除了拉丽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她将我抚养成人。”安尼尔本还想再说些什么，说拉丽莎是孩提时代真正对她有所教益的人。

“我们所有人都是她拉扯大的。”外孙女说。

“你哥哥，他是——”

“他是很有名的流行歌手。”

“你在难民营里工作了……”

“有四年了。”

当她们转过身去的时候，发现拉丽莎已经睡着了。

她走进金赛路医院的时候，发现大厅里都是敲凿和吆喝的声音。他们正敲碎水泥地面以便铺上新地砖。学生和教职员工快步从她身边跑过。好像没人在意这些噪声对前来包扎伤口或服用安定药片的病人来说可能非常可怕，几乎无法忍受。更可怕的是医院高管佩雷拉医生的嗓门，他正朝医生和助理们咆哮，因为没能保持大楼整洁而将他们称为魔鬼。尽管这咆哮如此连绵不绝，但这里大部分的工作人员却都仿佛充耳不闻。

他是个矮小瘦削的男人，在整栋大楼里似乎只有一个同盟，一位年轻的女病理学家。她不知道他声名在外，曾向他寻求帮助，这使他受宠若惊。大楼里其余的同僚则以匿名举报和张贴海报的方式疏远他（有张海报声称他在格拉斯哥因谋杀而被通缉）。佩雷拉的反击则是称该员工目无王法、懒惰、愚蠢、肮脏、脑子进水。只有在公开场合发表有关政治以及与法医病理学相关的言论时，他才会切换到彬彬有礼的姿态。似乎有一个性情较温和的“双胞胎”偷偷替他登上了讲台。

安尼尔到科伦坡的第二天晚上，曾听过他的演讲，惊讶地发现很多身居要职的人也同意他的观点。但现在，当她到医院借用一些设备的时候，遇上了他性格中类似疯狗的另一面。她目瞪口呆地杵在那儿，而精疲力竭的职员、工人以及散步的病人们则纷纷躲避着佩雷拉，与这头冥府的守门犬保持距离。

一个年轻人朝她走来。

“你是安尼尔·提瑟拉吧？”

“对。”

“你赢得过去美国的奖学金。”

她不发一言。远渡重洋的荣光让人穷追不舍。

“你可否发表一个简短的演讲，三十分钟，谈谈中毒和蛇伤？”

他们对蛇伤的了解可能和她一样多，她也知道挑这个题目是故意的：让喝过洋墨水的和本土人士一较高下。

“好啊。什么时候？”

“今晚？”年轻人说。

她点了点头。“你中午联系我，告诉我地点。”她一边说着一边绕过佩雷拉医生。

“你！”

她转身面对这位臭名昭著的高级医务官。

“你是新来的，对吧？叫提瑟拉？”

“是的，先生。两天前我听过你的演讲。抱歉我……”

“你父亲是……那什么……对吧？”

“什么……”

“你父亲是尼尔森·K.提瑟拉？”

“是的。”

“我和他曾在斯比泰尔医院共事。”

“是吗……”

“看看这群蠢货。瞧瞧——大厅里这些垃圾。这里是医院，对吧？他妈的混蛋，搞得跟公共厕所一样！你现在忙吗？”

她是有点忙，但她可以改变计划。她迫切想和佩雷拉医生交谈，说些她父亲的往事。但她希望能在他心平气和的时候私下谈谈，而不是在这气头上。“先生，恐怕我和政府部门有约。但我会在科伦坡待一段时间。我希望能再见到您。”

“我觉得，你的着装很西式。”

“习惯了。”

“你就是那个游泳冠军，对吧？”

她夸张地点着头离开。

塞拉斯隔着桌子和她对坐，正在倒着读她的明信片。他性格中有不自觉的好奇。他早已见惯了石碑上那些楔形文字和模糊不清的碑文。即便是在考古办公室昏暗的光线下，他也能轻而易举地读懂颠倒的文字。

办公室唯一的声响就是打字员小心翼翼敲击键盘的声音。安尼尔分配到复印机旁的办公桌，复印机周围是永无止息的抱怨声，抱怨它从不正常工作。

“高培尔。”塞拉斯说，稍稍提高声线，他的助手之一来到桌前。

“两杯茶。加牛奶。”

“是，先生。”

安尼尔大笑。

“今天是周三。你该吃预防疟疾的药片了。”

“已经吃过了。”她很惊讶于塞拉斯对自己的关心。

茶端上来的时候已经加过炼乳。安尼尔拿过她那一杯，决定挑衅一番。

“敬仆役带来的舒适。以及自负虚荣的政府。每种政治观点都有它自己的军队撑腰。”

“你说法的方式就像个来采访的记者。”

“我无法对这些事实视而不见。”

他放下杯子。“瞧，我不与任何阵营掺合在一起。如果这就是你的言下之意的话。正如你所言，每个阵营都有军队撑腰。”

她拿起明信片，在大拇指间转着玩。“抱歉。我觉得很累。一上午我都在民权运动办公室看报告。那里什么都指望不上。一会你想一起吃晚饭吗？”

“我不能去。”

她等着一番解释，但他什么都没多说。他只是来回打量着墙上的地图和明信片上的鸟，一边不停用铅笔敲击着办公桌。

“鸟是从哪里来的？”

“哦……哪里也不是。”她也可以截断话头。

一个小时后他们奔跑着穿过大雨，到车上时已经全身湿透。他开车送她到旺德路，将车停在骑楼下，等她收拾后座上的随身物品时没有熄灭汽车引擎。“明天见。”她说着关上车门。

一进屋，安尼尔将包里的东西全都倒在桌上，找到那张明信片。读着女友丽芙从美国寄来的明信片让她好受很多。一些西方的讯息。她走进厨房，思绪再次为塞拉斯纠结。她已经与他共事数日，但依旧无法摸清他的底细。他在政府出资的考古部门位高权重，那么他有多少心思是为政府效力呢？他被指派来帮助她完成人权调查和报告，是为充当耳目吗？如果是这样，那她又究竟是在为谁工作？

她知道，政局动荡时期的法医调查工作臭名昭著，因为它涉及多方的明争暗斗和内幕交易，还有不少因“国家利益”而被压制的声音。在刚果，一个人权组织因为调查过于深入，他们搜集的所有数据一夜之间消失，文件被焚毁。就像一座过去的城池被再次掩埋。调查小组，包括担任项目助理这一低级职位的安尼尔在内，无以为继之下只好搭乘飞机打道回府。日内瓦的国际权威也不过如此。在危机爆发之地，信纸抬头和欧洲办公室大门上的堂皇标识毫无意义。如果你被某个政府驱逐，你就走人。你不能带走任何东西。哪怕是一只载玻片盒，哪怕是一张底片。在机场，他们检查她的衣物时，她几乎是一丝不挂地坐在矮凳上。

一张丽芙寄来的明信片。一只美国的鸟。她从冰箱里拿出一些肉排和一瓶啤酒。可以读本书，可以冲个凉。一会她可能去加勒费斯绿地，在新开业的酒店喝上一杯，看来访的英国板球队员们喝得醉醺醺的，高唱卡拉OK。

指派给她的搭档是否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他只是个热爱自己工作的考古学家吗？昨天，在离开科伦坡的路上，他带她参观几座寺庙时遇到他的几个在历史遗址上工作的学生，他兴高采烈地加入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云母片，并告诉他们哪些土壤中可能会发现铁质碎片，仿佛他生来就有找东西的天赋。塞拉斯想了解的东西绝大多数都与土壤有关。她怀疑在他看来，身边的社会与他毫无关系。他曾告诉过她，他渴望能写本书，关于岛屿南部某座已消失的城市。连断壁残垣都没留下，但他想要讲述有关它的故事。它不为人知的过往将破土而出，他对该地区的编年史了如指掌：它的中世纪时期的商道，它曾是某位帝王最偏爱的避暑胜地，城市的日常生活曾在诗句之间传诵。他还曾引用了这些诗篇中的片段，那是他的老师，一位名叫帕利帕纳的老者教他的。

那天晚上他们在拉维尼亚山酒店吃了螃蟹，那是塞拉斯最为真情流露的时刻，几近狂热。他站在海浪的边缘，用双手描摹着城市的轮廓，在夜色中刻画出它的样子。透过想象中的线条，她看见海浪汹涌而澎湃，就像他突如其来的激动向她席卷而来。

火车上到处都是警察。男人上车的时候手里拎着只装有八哥的鸟笼。他穿过一节又一节车厢，扫视着其他乘客。没有空余的位子了，所以他席地而坐。他穿着纱笼、凉鞋和加勒路买的汗衫。这是趟慢车，会穿行于崇山峻岭之间，然后驶入突如其来的广阔风景。他知道距离库鲁内加拉一英里左右的地方会有条隧道，火车会转弯驶进这片幽闭的黑暗之中。几扇窗户会开着——他们需要新鲜空气，尽管这会带来可怕的噪声。一旦穿过隧道重回阳光之下，他们就要准备下车了。

火车一驶进黑暗他就站起身来。一开始还有几只灯泡闪烁着微弱光芒，随即它们也熄灭了。他能听见八哥在说话。三分钟的黑暗。

男人迅速走到先前记下的官员的车厢，就在走道边上。黑暗中他拽住官员的头发往前拉，然后将锁链绕在他脖子上开始勒紧。他在黑暗中默默计算着时间。当官员的体重落在他身上时，他还是不放心，依旧攥着锁链。

他还有一分钟时间。他站起身用双臂架住那个男人。他让尸体直立，扶着他拖向打开的车窗。黄色的灯光忽闪而过。他或许只是某个人梦中的景象。

他猛然将官员拽离地面，推向打开的窗口。外面的强风吹得他脑袋和肩膀后仰。他又推了一把随即松手，那人消失在了隧道的轰响之中。

当安尼尔和法医小组在危地马拉工作时，她会飞到迈阿密和库里斯见面。到达时精疲力竭，面容和身体都憔悴不堪。痢疾、肝炎、登革热，这几种病四处横行。她和同事们在挖掘尸体的村庄里进食。他们只能给什么就吃什么，因为村民唯一能支持他们工作的方式就是：给他们做饭。“你为能吃到豆子而祈祷。”她一边喃喃地对库里斯说，一边脱去还穿在身上的工作服——她必须仓促出发才能赶上最后一班离开的飞机——数月来第一次爬进酒店的浴缸。“不要碰生的鱼肉。如果你不得不吃的话，找个没有旁人的地方吐掉，越快越好。”她在泡泡浴的神奇世界中舒展手脚，朝他露出疲倦的微笑，很高兴能与他重逢。他熟悉这疲惫而专注的神情，熟悉她讲述故事时含糊的声线中那种不疾不徐的语调。

“其实我以前从没真正参与挖掘。一般我只是待在实验室。但我们这次在野外挖掘。曼纽尔，他给了我一把梳子和一根筷子然后说：‘掘开地面把土扫开。’第一天我们就发现五具尸骸。”

他坐在浴缸边上注视她，她闭着眼睛，神游在另一个世界。她把头发剪短了。瘦了很多。他能看出来，她对工作投入了更深的感情。为之精疲力竭也因此焕然一新。

她倾身拔掉塞子，再次后仰感受水流在她周围消失。然后她站在瓷砖地上，任由他用浴巾擦拭她的身体。

“我知道几种骨头在西班牙语中的说法。”她吹嘘道，“我懂一点西班牙语。Omóplatos是这里。肩胛骨。Maxilar——你的上颚。Occipital——颅骨后面的骨头。”她含糊地说着一个个单词，仿佛倒数着麻醉剂在她体内起作用的时间。“在那些地方工作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美国来的病理学家是个大人物，不摸女人的胸部就够不着盐瓶。还有曼纽尔。他是当地人，所以他得到的保护要比我们其他人少。有一次他告诉我：‘当我在挖掘时，累得再也不想干下去，我就想象我自己躺在这墓穴里会怎样。我不会希望别人停止挖掘……’每当我想退出就想起这话。我困了，库里斯。话都说不出了。读点什么给我听。”

“我写了篇有关挪威蛇类的文章。”

“不要。”

“那，读首诗。”

“好。诗永远不会错。”

然而安尼尔已经入睡，脸上带着抹微笑。

Omóplatos, Maxilar, Occipital。坐在房间另一头的桌子前，库里斯将这些名词写进笔记本。她陷在白色的麻布被单中。她的手不停移动，仿佛在刷走尘土。

她在清晨七点醒来，屋内黑暗而闷热。她赤身裸体溜下宽阔的大床，库里斯还在梦中。她已经想念实验室了。想念铝制解剖台上方的灯突然亮起时，体内闪过的强烈悸动。

迈阿密的客房有种精品店的风格，枕头和地毯都绣着花。她走进卫生间洗脸，往发间泼了些冷水，彻底清醒过来。她跨进淋浴间打开花洒。但一分钟后动了念头走出来。等不及擦干身体就打开旅行袋，从中取出一台硕大而老旧的摄像机，她把它带到迈阿密是为了配个麦克风。它是法医鉴证小组使用的二手摄像机，八十年代早期留下来的古董。她在挖掘现场使用它，所以习惯了它的重量和缺陷。她装上一盒磁带然后将摄像机扛在湿漉漉的肩头。打开电源。

她从房间拍起，接着回到卫生间，拍下自己朝着镜子匆匆挥手的镜头。毛巾纹路的特写。洗澡水流淌的特写。她站在床上俯拍依旧沉睡的库里斯，他的头还有他的左臂，手臂正伸向她整晚睡着的地方。她的枕头。镜头回到库里斯，他的嘴唇，他可爱的肋骨，镜头离开床拍摄地板，摄像机稳稳当当，一路拍到他的脚踝。后退拍下他们留在地板上的衣服，接着拍桌子和他的笔记本。特写定格在他的笔迹上。

她取出录像带藏到他箱子里的衣服底下。她把摄像机装进包里，然后回到床上在他身边躺下。

他们躺在床上，沐浴在阳光里。“我无法想象你的童年，”他说，“对我来说你完全是个陌生人。科伦坡。那地方乏味无聊吗？”

“家里无聊。外面很疯狂。”

“你没回去。”

“没有。”

“我有个朋友去了新加坡。到处都是冷气。他说就像是在赛尔百货商店里困了一个星期。”

“我猜科伦坡的人们很愿意被困在百货商店里。”

他们相处的时光中，这些短暂静谧的时光最为美好，慵懒的，欢爱后的交谈。在他看来，她开朗、风趣而且美丽。对她来说，他已婚，总是很风趣，永远很防备。三样里有两样都不是好事。

他们相遇在别的场合，蒙特利尔。安尼尔到那里参加研讨会，库里斯很偶然地和她在酒店大堂遇见。

“我正要开溜。”她说，“受够了。”

“和我一起吃晚饭吧。”

“我有别的安排。我答应要和一帮朋友见面。一起来吧。我们已经被论文折磨了好几天。如果你跟我走，我保证让你见识到蒙特利尔最糟糕的饭菜。”

他们开车穿越城郊。

“你会说法语吗？”他问。

“不会，只会英语。我会写一点僧伽罗文。”

“这算你的身世背景吗？”

一座没有名字的大厦出现在公路旁，她将车停在“保龄球大世界”闪烁的招牌下。“我住这儿。”她说，“在西方。”

库里斯被介绍给另七位人类学家，他们仔细地打量他，揣摩他的立场，估量着是否能为他们团队所用。他们似乎来自世界各地。从欧洲和中美洲飞来蒙特利尔，逃过了另一场幻灯片演出，现在，他们和安尼尔一样，准备打场保龄球。从自动贩售机里买的劣质红酒倒在类似牙医用的纸杯子里，被迅速喝光，一起被吞食的还有薯片、醋和罐装鹰嘴豆泥。一位古生物学家调校着电脑计分牌，不出十分钟，保龄球馆中唯一一群不说法语的家伙们像精灵一样全部换上了保龄球鞋，发出极为刺耳的吵闹声。他们一个比一个更会耍赖。还有保龄球砸在跑道上。库里斯不希望自己的尸体会落到这群毫无专业水准的家伙手里，他们甚至连步子都踩不对。随着比赛的进行，他和安尼尔越来越频繁地跑上前去给对方一个恭贺的拥抱。他穿着污渍斑斑的鞋子却步履轻盈，他不用瞄准就把球甩出去，撞击的声音听来像是击中了一桶钉子。她过来亲吻他，吻有意无意地落在他颈后。他们离开门廊时已如胶似漆。

“鹰嘴豆一定有问题。那真是鹰嘴豆吗？”

“是啊。”她大笑。

“一种知名的催情类……”

“如果你说你不喜欢那个原本名叫某某的歌手，我绝对不会和你上床。吻我这里。你有复杂的中间名需要我牢记吗？”

“比格斯[3]。”

“比格斯？《比格斯东飞记》里的比格斯以及《比格斯尿床记》里的比格斯？”

“对，就那个比格斯。我父亲从小爱看那些书。”

“我从来没想过要嫁给比格斯那样的人。我总是想嫁个锅匠。我好喜欢这个词……”

“锅匠不娶妻。如果是货真价实的补锅匠就不会娶妻。”

“你有妻子，对吗？”

*

某天晚上，独自在港口的船舱实验室里工作的时候，安尼尔用手术刀割伤了自己，伤得很重，拇指上的肉被削去一道。她将滴露倒在伤口上然后包扎好，随即决定在回家路上去趟医院。她不想被感染：船上一直都有老鼠，或许趁她和塞拉斯不在的时候爬到了仪器上。她很疲惫，所以叫了辆深夜三轮车把她送到急诊处。

长椅上或坐或躺共有十五个活人。一个医生时不时地踱进来，向下一个病人示意，然后一同走开。她在那里坐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决定放弃，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伤患从外面送来，相比之下她的伤势不值一提。但那不是她离开的原因。一个穿黑色外套的男人走进来在他们中间坐下，衣服上带着血迹。他一言不发地坐着，等待别人的救助，和其他人不同的是他都懒得领号码牌。最终，长椅上留出了三人的空位，他摊开手脚平躺，并脱下黑色外套充当枕头，但他无法入睡，他睁开双眼凝视房间另一头的她。

外套上的鲜血濡湿并染红了他的面孔。他坐起身，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飞快读起来，不停翻动书页，囫囵吞枣地读。他吃片药，再次躺下，这次昏睡了过去，断绝了与自身境况和周遭环境的一切联系。一个护士向他走去，触碰他的肩膀。他一动不动，她没有把手挪开。安尼尔清楚地记得这一切。然后他站了起来，把书放进口袋，碰了碰另一个病人并和他一同离开。他是个医生。护士捡起外套把它带走。这时安尼尔决定离开。如果她在一家连病人和医生都分不清楚的医院就诊，还有什么指望？

《斯里兰卡地图集》共收录七十三个版本的全岛地图——每一版只呈现一个主题，一种痴迷：降雨量、风向、湖泊的地表水、日益枯竭的地下水。

旧时的图像展示国家的农产品和过去的朝代更迭，现今的图像则展示着贫富与文化水平。

地质图显示尼甘布南部的穆特拉加维拉湿地内有泥炭，安巴兰哥达到栋德勒角沿岸分布着珊瑚，曼那湾深处有珍珠。地表之下，还有更为古老的云母、锆石、方钍石、花岗岩、长石矿、黄玉、红色石灰岩和白色云母花岗石。帕拉戈达附近有石墨，卡图皮塔和基尼戛佩勒沙附近有绿色花岗岩，安迪戛马是黑页岩，博拉勒斯戛穆瓦则有高岭土，或称瓷土。石墨——它的矿脉与矿层——纯度极高（含有百分之九十七的碳质），在斯里兰卡已有一百六十年的开采历史，尤其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全国上下有六千个矿场，最主要的矿藏在伯格拉、卡哈塔戛哈和克隆戛哈三地。

另一页只说鸟类的生存状态。四百种鸟类种有百分之二十为斯里兰卡特有，例如蓝鹊、栗腹歌鸲、六种分属不同科目的夜莺、鸣叫声渐低的斑地鸫、野鸭、琵嘴鸭、“假吸血蝠”、针尾沙锥、印度走鸻，还有云中的鹞。爬虫类地图显示的是绿蝰蛇的分布，日光下它们目力不佳，会盲目地发起攻击，蹿向它们以为人类所在之处，像猛犬般露出利齿，一次又一次蹿起，直到一切归于可怕的死寂。

四面环海，这个国度受两大季风带影响——北半球冬季的西伯利亚高气压，南半球冬季的马斯克林高气压。所以十二月至三月吹东北向的贸易风，东南向的贸易风则在五月至九月期间到来。其余月份，柔和的海风在白天吹拂着岛屿，夜间则更改风向。

还有几页是等压线图和等高线图。没有城市的名字。只有闻所未闻、人迹未至的马哈·伊鲁帕拉玛镇偶尔会被提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如今听来仿佛远如中世纪），气象部曾在那里测量并记录风向、降雨量和大气压。没有河流的名字。没有关于人类生活的只字片语。

库玛拉·维亚坦戛，十七岁。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大约晚上十一点半。在他家中失踪。

普拉巴斯·库玛拉，十六岁。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凌晨三点二十分。在朋友家中失踪。

库玛拉·阿冉其，十六岁。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大约午夜时在他家中失踪。

马内尔卡·达·席尔瓦，十七岁。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一日。在艾比利皮提亚中央大学操场打板球时失踪。

贾图戛·古尼塞纳，二十三岁。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上午十点半。在他家附近和朋友聊天时失踪。

普拉塞萨·汉度维拉，十七岁。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上午约十点十五分。在艾比利皮提亚的轮胎中心附近失踪。

普拉萨纳·贾亚瓦纳，十七岁。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三点半。在查德里克水库附近失踪。

珀迪·维克拉玛奇，四十九岁。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早上七点半。步行前往艾比利皮提亚镇上时失踪。

纳林·古奈拉泰，十七岁。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大约傍晚五点。在距离瑟莱纳军营十五码远的茶叶店失踪。

维拉坦戛·萨玛拉维拉，三十岁。一九九〇年一月七日，下午五点。前往呼兰达瓦·帕纳穆拉洗澡时失踪。

衬衫的颜色。纱笼的图案。失踪的时间。

在纳德赛中心[4]的“民权运动办公室”内，搜集来的零碎资料透露了儿子、弟弟、父亲最后一次露面的情形。在家属们伤心欲绝的信件中则记录着有关时间、地点、所穿衣物以及所做事情的点点滴滴……去洗澡。在和朋友聊天……

战争与政治的阴影下，事态发展荒诞离奇。一九八五年在奈帕提姆纳发现了万人坑，一个父亲辨认出那件沾满血迹的衣服正是他儿子被捕失踪时所穿。当衬衫口袋里的身份证被发现的那刻，警察立即下令停止挖掘，第二天，市民委员会的主席被捕——正是他把警察带去现场。坑里其他受害者的身份——他们如何被害，他们是谁——从未大白于天下。一位孤儿院管理者举报种族屠杀的罪行却锒铛入狱。一位人权律师遭枪杀，尸体被军方人士带走。

离开美国前，多个人权组织将搜集到的报告寄给安尼尔。早期的调查并未涉及逮捕事件，各组织的抗议甚至不曾为警局或政府的中层所知。家属们搜寻幼子的求告微弱无力。但他们依旧不放过任何线索，将其搜集起来作为证据，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中任何可以保存下来的证据都被复印后寄给日内瓦那些素未谋面的人。

安尼尔接收报告，将记录着失踪和屠杀的文件归档。每天她最不想面对的就是这些。每天她面对的就是这些。

一九八三年起各种危机不断发生，种族冲突、政治屠杀。分裂派游击队执行恐怖主义，他们在北方为家园故土而战。南方的反政府组织挑起叛乱。反恐特种部队则与这两派作战。被焚烧的尸体。河流与海中的尸体。被藏匿又被再次掩埋的尸体。

这是一场以现代武装发起的“百年战争”，各派的幕后支持者都置身安全国度，这是一场由军火商与毒品贩赞助的战争。不同阵营私下一起参与获利丰厚的军备交易已是众人皆知的事。“战争的缘由还是战争。”

塞拉斯开车驶向高海拔地区，向东前往班德勒韦勒，发现那三具骸骨的地方。他和安尼尔数小时前自科伦坡出发，如今已置身崇山峻岭之间。

“知道吗？如果你在这里生活，我会更接受你的观点。”他说，“你不能就这么冒出来，发现点什么，随即走人。”

“你难道要我进行自我审查。”

“我要你明白真相背后盘根错节的人情世故。否则你就像那些住在加勒费斯酒店、报道里写写苍蝇与伤疤的记者一样。就是些虚假的同情和说三道四。”

“你对记者有成见，是吧？”

“西方社会就是这么看我们的。这里的状况不一样，危险丛生。有时法律站在权势而不是真理这一边。”

“我只是觉得自从来到这里就不停碰壁。本该给我们通融的地方却给我们吃闭门羹。我们是来这里调查失踪事件。但我去找相关部门时却被拒之门外。我们之所以来这里似乎只是因为有人惺惺作态。”她又说道，“我找到的那一小块骨头，就第一天在船上，你早知道它不是古物，对吗？”

塞拉斯一言不发。于是她说下去：“我在中美洲时，一个村民对我说：‘当士兵们焚毁我们的村庄时，他们说这是法律，所以我以为法律就是军队屠杀我们的权力。’”

“小心祸从口出。”

“小心听者有心。”

“对，这也要当心。”

“有人请我来的。”

“国际调查没什么分量。”

“申请到允许我们在洞穴工作的许可很难吗？”

“很难。”

当他介绍岛屿上这一地区的考古发现时她一直在录音。现在话题转移到了别的事情上，最后她终于向他提及“银发总统”——因为总统卡图戛拉乱蓬蓬的白发，他的这个绰号人尽皆知。卡图戛拉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塞拉斯沉默不语。然后他伸手将磁带从录音机里取了出来。“你的录音机关掉了吗？”他确保已经关掉，这才肯回答她的问题。最后一次打开录音机起码是一小时之前，她都已忘记了它的存在。但他没有。

他们驶离公路在一家小旅店稍作停留，点好午餐，坐在室外俯瞰深深的峡谷。

“看那只鸟，塞拉斯。”

“是只夜莺。”

当鸟飞走时她朝着那个方向走去，突然感到一阵眩晕，这才意识到峡谷有多深。脚下的景致如同绿色的峡湾。远处开阔的平原褪成白色，与大海相接。

“你很懂鸟类，是吗？”

“是的。我妻子对它们很了解。”

安尼尔什么也没有说，等着他说下去或者正式岔开话题。但他保持沉默。

“你妻子在哪里？”安尼尔最后问道。

“我在几年前失去了她，她——自杀了。”

“天啊。我很抱歉，塞拉斯，我真是……”

他的表情神秘莫测：“自杀前几个月她就离开了我。”

“很抱歉问起这个。我总是乱提问，我太好奇了。我真叫人无法忍受。”

稍后，车内，为着打破更为漫长的沉默。“你认识我父亲吗？你几岁？”

“四十九岁。”塞拉斯说。

“我三十三。你认识他吗？”

“听说过他。他要年长得多。”

“我常听说他是个万人迷。”

“我也听说了。如果一个人很有魅力，别人就会这么说。”

“我觉得这是真的。我只希望我的年纪更大些——这样就能从他那里学到点什么。我希望学到过些什么。”

“有个僧人，”塞拉斯说，“他和他的兄弟是我一生中最好的老师——这是因为他们在我成年后才教导我。我们也是年长后才需要父母。我每年见他一到两次，他会来科伦坡，他能帮助我简化心智，更清楚自己的内心。纳拉达是个特别爱笑的人。他会对你的毛病一笑置之。他也是个苦行僧。当他来市区的时候，住在寺庙的一间小屋子里。我去找他喝咖啡，他坐在床上，我坐在他从大殿搬来的一张椅子上。谈论考古学。他用僧伽罗语写过几本小书，但他的兄弟，帕利帕纳，则是该领域的名人，但两人之间从未有过嫉妒之心。纳拉达与帕利帕纳。一对聪明绝顶的兄弟。他们俩都是我的老师。

“纳拉达绝大部门时间都住在汉班托塔附近。我和我妻子会去那里拜访他。爬过炎热的沙丘，前往他在海边为无业青年建设的社区。

“他的遇害让我们震惊。他在屋内睡觉时被枪杀。也有与我年龄相仿的朋友过世，但我更怀念这位老者。我想，我是希望他教我该如何老去。无论如何，每年在他的忌辰，我和妻子会烧好他最爱吃的饭菜，开车往南去他住过的村庄。在那天，我们总是更觉亲近。这让他永生——‘恒久’或许是更确切的词——你觉得他会一直都在，和社区那些也喜欢他偏爱的咖喱饭和炼乳甜点的年轻人一起。”

“我离开斯里兰卡后，父母在一场车祸中丧生。我再没有机会见他们一面。”

“我知道这事。我听说你父亲是个优秀的医生。”

“我本该成为医生，但我转投法医学。我猜，在人生的那个阶段里，我不想成为他那样的人。后来，父母去世之后我也不想回到这里。”

他触碰她手臂时她已经睡着了。

“我看见那边有条河。我们游泳吧？”

“在这里？”

“就在山下。”

“哦，好啊。我很想去。去吧。”他们从包里拿出毛巾，朝山下走去。

“我已经好多年没游了。”

“会有点冷。我们在山区，海拔两千英尺。”

他负责带路，比她料想的要兴致高昂得多。好吧，他是个考古学家，她想。他走到河边，躲在一块岩石后换衣服。她大喊着“我正在脱裙子！”确保他不会折返。“我穿内衣游。”安尼尔留意到她周围的这片树林很昏暗，随即发现他们游远一点就是洒满阳光的水塘。

当她走到水边的时候，他已经在水里游泳，边游边仰头看着树林。她三两步爬上尖锐的岩石，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啊，专业选手！”她听到他慢条斯理地说。

河水的清凉留在肌肤上的沁爽感陪伴她走完剩下的车程——前臂上起了鸡皮疙瘩，汗毛竖起。他们已翻过山坡，置身于阳光和炎热中，她站在车边晾干头发，用双手轻轻拍打。她把潮湿的内衣卷进毛巾里，驶进山区时只穿着裙子。

“高海拔会让你头疼，”塞拉斯说，“班德勒韦勒有家很不错的酒店，但我们只能在小旅馆办公，你觉得如何？这样我们就能把设备和挖掘到的东西带在身边。”

“你告诉我的那个僧人。谁杀了他？”

塞拉斯像没听到她似的继续说下去：“而且我们要离挖掘地近些……有谣传说纳拉达是被他自己的见习僧侣杀害的，并非他们起先以为的政治谋杀。那些日子，你不知道都是谁在杀害谁。”

安尼尔说：“但现在你知道了，对吗？”

“现在，我们每个人的衣服上都沾着血。”

他们跟随主人穿过旅馆，塞拉斯选了三间客房。

“第三间房都是霉斑，但今晚我们就把床搬出去，把墙刷一下。将它改成一间办公室兼实验室。行吗？”她点点头，他转身向经理下达指令。

一九一一年，班德勒韦勒地区发现史前遗迹，数百个岩洞开始被发掘。发现的头骨与牙齿碎片与印度发现的一样古老。

就是在这个政府监管下的考古保护区内，在某个班德勒韦勒洞穴外面，尸骨被再次发现。

抵达的最初几天，塞拉斯和安尼尔记录并挪开古老的残骸——水生或陆生的腹足纲动物，鸟类与哺乳动物的骨骼残余，甚至还有来自遥远的海洋时代的鱼骨。这个地区仿佛时光般永恒。他们发现了野生面包果焦黑的果皮，这种植物依旧在该地区生长，即便时光已过去两万年。

三具几乎完整无缺的尸骨被发现。但数天之后，当安尼尔在一座洞穴的深处挖掘时，她又发现了第四具骸骨，其骨骼依旧由干枯的韧带组织连接，部分遭焚烧。不属于史前生物。

“听着，”她说（他们正在旅馆中看着尸体），“骨头里能发现微量元素——水银、铅、砷，甚至金子——那不属于他们的身体，是从周遭的土壤中渗入的。它们也可以从骨骼转移到附近的土壤内。无论是否存放在棺木内，这些都是常会从骨骼进出的物质。而这具骸骨呢，周身都有铅的残余。但发现它的洞穴里并不含铅，土壤标本显示一丝也无。你明白吗？之前他一定曾被埋在别处。有人大费周章想确保这具骸骨不被发现。这不是寻常的谋杀或掩埋。他们先埋了他，后来又将他转移到一处古老的墓地。”

“掩埋尸体然后再移动它并不一定是桩罪行。”

“有犯罪嫌疑，不是吗？”

“除非我们找到动机。”

“好吧。瞧着。拿这支笔放在骨头边比照。这样你就能清楚看到骨骼的扭曲。它不具备该有的笔直度。还有横向裂痕，但我们现在先不去管它，这只是额外的证据。”

“关于什么的证据呢？”

“只有骨头‘新鲜’时遭焚烧才会发生扭曲，也就是说，当时依旧覆盖着皮肉。尸体的皮肉随时间腐烂消亡，然后被焚烧——这是其他大部分班德勒韦勒骸骨的情况。但当他们焚烧这具的时候，塞拉斯，他才刚咽气。或者更糟，他们试图将他活活烧死。”

她要等很久才能听到他的只字片语。在旅馆这间刚粉刷的房间内，四张餐桌上各放着一具骸骨。他们将其标注为“锅匠”、“裁缝”、“士兵”与“水手”[5]。她在谈论的是“水手”。他们在餐桌两头对望。

“你能想象这岛上埋了多少尸体吗？”最后他问道。他没有否认她说的任何事。

“这是一宗谋杀，塞拉斯。”

“谋杀……你是指一般的谋杀……还是政治谋杀？”

“它是在宗教史迹内发现的。该地区一直都由政府或警察监管。”

“不错。”

“而且这是具年代并不久的尸骨。”她肯定地说，“掩埋时间不出四至六年。它怎么会在那里出现？”

“二十世纪的尸体有几千具呢，安尼尔。你能想象有多少宗谋杀——”

“但我们可以证实这一宗，你明白吗？这是个契机，它有迹可循。我们发现它的地方只有政府官员可以进入。”

在她说话的时候，他用笔敲着椅子的木质扶手。

“在他那些未经焚烧的部分，我们可以做孢粉测试确定溶解在骨骼中的花粉类型。只有双臂和几根肋骨遭受过焚烧。你有没有伍德豪斯的《孢粉微粒学》？”

“我办公室里有。”他低声说，“我们需要测试土壤提取物。”

“你能找到法医地质学家吗？”

“不能。”他说，“没其他人可找。”

她轻拍塞拉斯肩头说：“我得让你看些东西。”“什么？”“这个。听着……”自那之后，他们已经在黑暗中低语了几乎半小时。

他们将“水手”遮盖起来，用胶布封好塑料纸。“我们收工吧。”他说，“我答应过要带你去那座寺庙。一个小时之后是观赏的最佳时机。我们正好赶得上暮鼓仪式。”

安尼尔不喜欢话题突然转向这种闲情逸致。“你觉得它安全吗？”

“你想怎么办？到哪都带着它？不要瞎操心。它们在这里很安全。”

“它……”

“放着吧。”

她觉得是时候把话挑明。一刻都不容耽搁。“好吧，我并不知道你是哪一派的——不知道我能否信任你。”

他欲言又止，随即缓缓开口道：“我又能怎样呢？”

“你能让它们消失。”

原本纹丝不动的他打破沉寂走向墙边，打开三盏灯。“此话怎讲，安尼尔？”

“你有个亲戚在政府部门工作，对吗？”

“是的，确实有。我几乎从没见过他。或许他可以帮我们。”

“或许。你为什么开灯？”

“我得找到我的笔。怎么——你以为这是给什么人发信号？”

“我不知道你的立场。我知道……我知道你认为真相的作用要更为复杂，有时候在这里说出真相反而更为危险。”

“所有人都吓坏了，安尼尔。这是举国上下罹患的病症。”

“如今地下埋了这么多尸体，正如你所说……被谋杀，无名无姓。我是说，大家甚至不知道它们已有两百年历史还是刚遇害两周，它们都遭到焚烧。有些人选择让亡魂安息，有些则不然。塞拉斯，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这里距离科伦坡六小时车程，但你依旧压低嗓门说话——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我现在不想去寺庙。”

“行。你不一定得去。我自己去。明早再见。”

“好。”

“我把灯关了。”他说。

“在大地的眼中我们通常都是罪人，不仅仅因为我们犯下的罪，还因为我们知晓的罪。”这话说的是一个永远被困囹圄的人。《铁面人》。安尼尔需要来自旧友故知的慰藉，来自书中的字句，来自她可以信赖的声音。“这儿即是停尸间。”昂若拉说。昂若拉又是谁？《悲惨世界》里的某个人物。她是如此挚爱此书，如此宏伟的篇章写尽人性，希望它能相伴来生。与她共事的这个人对自己的隐私讳莫如深，他永不会对任何人敞开心扉。无所不知的人无所不愁——笑话是这么说的。或许这是此处唯一的真相。在邻近班德勒韦勒的旅馆内与四具尸骸相伴。你距离科伦坡六小时车程但你还压低嗓门说话——好好想想吧。

在海外的那些年，在欧洲与北美的求学生涯中，安尼尔追逐着异域感，无论置身伦敦贝克鲁地铁线还是圣塔菲郊外的公路，都感觉怡然自得。她感觉完全身处异乡（即便现在她都记得丹佛和波特兰的区号）。她也习惯了会有标示明确的道路指向绝大多数谜案的根源。讯息总是清晰明确，发挥作用。但在这里，在这座岛上，她意识到自己只能依靠一种语言在模棱两可的法律和无处不在的恐惧中摸索。真相在流言与复仇之间反复。谣言溜进每辆车、每家理发店。她猜想，作为一个来自这种环境的专业考古学家，塞拉斯平常少不得要去部长们那里讨生活求好处，少不得要在他们办公楼的大堂长久静候。信息被公之于众时总是拐弯抹角，话中有话——好像如果直言以告而不玩花样，真相就会变得索然无味。

她解开包裹“水手”的塑料纸。在她从事的工作中，遗体被转化为标签，代表不同种族、年龄、地点，然而在她看来，所有发现中最微妙之处是探寻的过程是数年前在莱托里发现的痕迹：一头猪，一只鬣狗，一头犀牛和一只鸟的几乎有四百万年历史的脚印，这怪异的组合被二十世纪的追踪者发现。四种毫不相干的生物急匆匆走过潮湿的火山灰。为着逃避些什么？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具价值的是临近区域内的其他痕迹，来自一个据推断身高可达五英尺的原始人（这可从旋转脚跟的印痕判断出来）。但她喜欢琢磨的是四百万年前逃离莱托里的那个四重奏。被精确地记录在案的历史时刻常常与大自然或人类文明的极端行径相关。她清楚这一点。庞贝，莱托里。广岛。威苏维火山（它的烟灰使记载其“惊天动地之行径”的可怜的普里尼窒息而亡）。地壳运动与残酷的人类暴行偶然间为历史中的无名之辈提供了时间胶囊。庞贝城内的一条狗。广岛市内一位花匠的身影。但当置身事件中心，她意识到如若不假以岁月的沉淀，人类的暴行看来毫无逻辑可言。此刻它可以被报道，在日内瓦归档留存，但无人可以赋予其意义。她曾以为意义能为一个人打开逃避悲伤与恐惧的大门。但她目睹人们被暴力拒之门外并遭受侮辱，他们失去了言语与逻辑推理的能力。但这正是摆脱伤感的途径，自我保护的最后防线。他们只能紧攥着失踪亲属最后一次穿着睡觉的那条染色的织纹纱笼，平常它只会成为抹布如今却被珍而重之。

在一个充满惊惧的国度，公众的悲伤被不确定的氛围践踏。如果一位父亲为儿子的死亡呼告，另一个家人恐遭不测。如果你认识的人失踪了，你不制造事端的话他或许还有一线生机。这就是这个国家的创伤性精神症。死亡，失去，都是“未尽之事”，所以你无法将其了结。夜晚的突击检查持续数年，还有光天化日下的绑架或谋杀。那些抗争的生灵只会自取灭亡。仅存的律法不过是个信念：掌权者终将遭到报应。

而这具骸骨又是谁呢？在这个房间里，置身四人之间，她藏身于无关历史的死亡。获取死尸：多奇特的差使！放下一个陌生上吊者的尸体，然后背负着这头动物的身体……某样已死之物，某个已被埋之物，某件已腐朽之物？[6]他是谁？这所有失落之声的代表。为他正名即是为其余所有人正名。

安尼尔锁上门去找旅馆的老板。她要了份清淡的晚餐，又点了瓶香迪啤酒后走到屋前的走廊。没有其他客人，旅馆老板跟着她。

“塞拉斯先生——他常来这儿吗？”她问。

“有时会来，女士，他在班德勒韦勒的话就来。你住在科伦坡？”

“大部分时间住在北美。我曾住在这里。”

“我有个儿子在欧洲——他想成为演员。”

“这样啊。不错。”

她走下门廊光滑的地板步入花园。这是甩掉旅馆老板最为礼貌的方式。今晚她对欲言又止的闲聊不太热衷。但在走进凤凰树红色暗影的那刻，她转过身来。

“塞拉斯先生带他的太太来过吗？”

“是的，女士。”

“她什么样？”

“她是个好人，女士。”

他点头为证，随即又微微侧一下脑袋，画一个J字，暗示他的个人见解或有保留。

“是？”

“是啊。怎么了，女士？”

“即便她已过世。”

“不是的，女士。今天下午我还问过塞拉斯先生，他说她很好。没有死。他说她问候我。”

“一定是我弄错了。”

“是的，女士。”

“她会陪他一起来吗？”

“她有时会来。她在电台工作。有时他的表兄会来。他是政府部门的一个部长。”

“你知道他的名字吗？”

“不知道，女士。我想他只来过一次。鲜虾咖喱还行吗？”

“不错。谢谢。”

为避免更多交谈，进餐期间她都假装在翻阅笔记。她琢磨着塞拉斯的婚姻。很难将他想象成一个已婚男人。她已习惯了他鳏夫的身份，被某个无声的存在笼罩。行啦，她想，夜色温柔难免孤枕难眠。也有人会穿过一百道门只为实践死者的突发奇想，却意识不到他正远离人群将自己埋葬。

晚饭后她回到放置遗骸的房间。她还不想睡。她不愿去想那个和塞拉斯一起来班德勒韦勒的部长。昏暗的灯光无法提供阅读需要的亮度，于是她找了盏油灯点上。早些时候，她路过旅馆只有一个书架的阅览室。有阿加莎·克里斯蒂。P.G.伍德豪斯。伊妮德·布莱顿。约翰·马斯特斯。任何一家亚洲图书馆都有的悬疑小说。童年或少年时代，她就几乎已全部读过。她翻阅着自己那本布里奇斯的《世界土壤》。安尼尔对布里奇斯的了解堪比她对自己的手背，但此刻她是针对目前的状况寻找参考文字。阅读的时候，她能感觉到自己正将别人，那四具骸骨，摒弃于黑暗之中。

她坐在椅中，脑袋垂向大腿，突然睡去。这时塞拉斯将她惊醒。

他触碰她的肩膀，接着将耳机从她发丝间拉出来戴到自己头上，按下播放键后听到大提琴的声音将一切缝合黏连，他在房间里四下走动。

她咽了下口水，仿佛浮出水面呼吸空气。

“你没有锁门。”

“没锁。一切都好？”

“东西都在。我安排了早餐。已经不早了。”

“我这就来。”

“屋后有淋浴。”

“我觉得不太舒服。好像要生病了。”

“如有必要，我们可以折回科伦坡。”

她拿着去世界各地旅行都会带上的布朗博士肥皂出了门。考古学家的肥皂！淋浴时她依旧半梦半醒。脚趾紧挨着一块粗糙的花岗岩，冷水泼向她的头发。

她洗了脸，将薄荷味的肥皂抹在紧闭的眼睑上，再冲掉。当她越过齐肩高的蕉树叶远眺，能看到远方蓝色的群山，失焦的世界，如此美丽。

但正午时分她就被剧烈的头疼击倒。

*

她在货车的后座上发着烧，塞拉斯决定半路折返回科伦坡。不管她得的是何种疾病，都在她体内凶猛如兽，让她突然颤栗又突然冷汗直流。

接着，午夜过后的某个时刻，她已置身海边的一间医院。她从未喜欢过雅拉附近的南部海岸线，孩提时不喜欢，此刻也一样。所有的树似乎只为遮天蔽日而生长。连月光都仿佛是人工混合而成。

晚餐时她神智不清，几近流泪。餐桌另一头的塞拉斯看来隔着十万八千里那么远。两人中的一个在毫无必要地大声喊话。她很饿却无法咀嚼，甚至连最爱的明虾咖喱都嚼不动。她只能不停将温热的豆泥舀进嘴里，然后喝着青柠汁。下午她被巨大的响声惊醒。她好不容易爬下床朝露天的走廊打量，看见猴群消失在大堂遥远的另一头。她对看到的这一切确信不疑。她每隔四小时就服用药丸以驱赶头痛。可能是中暑、登革热或疟疾。等他们回科伦坡才能给她做测试。“是这日头害的。”塞拉斯喃喃地说，“我要给你买顶更大的帽子。我要给你买顶更大的帽子。我要给你买顶更大的帽子。”他不断地轻声低语。而她不停问：什么？什么？几乎都懒得再问。有猴子吗？午后等大家都睡着的时候猴子们从洗衣绳上偷毛巾和泳裤。她祈祷酒店不会关了发电机。无法想象没有风扇或淋浴让她保持凉快会是怎样的景象。唯一正常运作的是电话。她在等晚上的一个电话。

晚餐结束后她将装着青柠汁的玻璃瓶连冰块一起带回房间，即刻昏睡过去。她在十一点醒来，吃两片药抵挡她知道很快就会杀回来的头痛。汗水湿透衣衫。流汗。渴求。论战。风扇几乎纹丝不动，风都到不了她的臂膀。“水手”在哪？她一直没考虑到他。她在暗中翻过身拨打塞拉斯房间的电话。“他在哪？”

“谁？”

“水手。”

“他很安全。在卡车里。记得吗？”

“不记得。我——这么做没问题吗？”

“是你的主意啊。”

她挂上电话，确认电话稳妥挂好后，躺在暗中。急需空气。当她拉开窗帘时看见灯光从灯柱上洒下。有人在黑暗的沙滩上备船出海。如若她开灯，在他们看来她就会像是水族箱内的一尾鱼。

她离开自己的房间。需要读一本书来撑到电话响。她盯着壁龛内的书架看了一会，随手抓过两本，匆匆回到房间。《寻找甘地》，理查德·阿滕伯勒著，还有一本弗兰克·辛纳特拉的生平。她拉上窗帘，打开灯，脱下湿透的衣服。在淋浴房中，她让冷水冲着头发，靠着淋浴房的一角，让凉意使自己镇定下来。她需要有人陪伴，或许是丽芙，跟她一起哼唱。唱一首她们在亚利桑那时总是合唱的对唱曲目……

她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浴室，坐在床脚，浑身湿漉漉的。她觉得热但不能打开窗帘。打开窗帘就得穿衣服。她开始阅读。觉得厌倦时就换读另一本，很快人物表在她脑海中变得越来越庞杂。光线很差。她记得塞拉斯曾告诉过她，每次离开科伦坡的旅途中他都必备的宝物是一只六十瓦的灯泡。她爬过床铺给他打电话：“我能用你的灯泡吗？这里的光线糟透了。”

“我拿过来。”

他们拆开《星期日观察家》，用书页铺满地面。你有水笔吗？有。她开始脱衣服，背对着他，然后躺在那具叫“水手”的骸骨旁边。她只穿着红色短裤，丝质的，平日里她总是带着嘲讽之意穿上。从未想过它会在公共场合派上用场。她仰望着天花板，双手覆于胸口。坚硬的地面让她的身体感觉舒适，隔着报纸她能感觉光滑水泥地的凉意，孩提时代睡在席子上时也曾感受过同样的稳固坚实。

他用水笔描画着她的身形。你要把手臂放下一会儿。她能感觉到水笔绕着她的手移动再沿腰线下行到腿，两边都如此，他在脚跟处将蓝线连接。

她从轮廓线中起身，回头看见他已经同样画好了四具骸骨的轮廓。

敲门声传来，她惊醒。她不曾动弹过。整个晚上她都觉得自己死气沉沉，无法思考。即便读书的时候，她也困倦地被字句纠缠住不得脱身。艾娃·嘉德纳抱怨辛纳特拉的某些话困住了她。她裹着床单开了门。塞拉斯将灯泡递给她后就不见了。他穿着衬衫和纱笼。她本来是想叫他做什么来着……她把桌子拖到房间中央，关上灯。她垫着床单拧下滚烫的灯泡。她怕电线的某处会漏电。她能听见屋外浪潮的声响。她费力抬起手臂，将塞拉斯送来的灯泡旋进灯座。一切都在瞬间变得沉重而迟缓。

她平躺在床上，再次觉得冷，颤抖着，嘴里发出一句呻吟。她将包翻了个底朝天，找出飞机上拿的两小瓶苏格兰威士忌。塞拉斯脱去她的衣服画了她的轮廓。他曾这么做过吗？

电话响起来。美国。一个女人的声音。

“喂？喂？丽芙吗？天啊，是你！你收到我的留言了。”

“现在你说话都有口音啦。”

“没有，我——这不是盗用的电话线吧？”

“你的声音忽高忽低。”

“喂？”

“你好吗，安尼尔？”

“我病了。已经很晚了。不，不，没关系。我一直在等你。只是我病了，这让我觉得离大家都更遥远。丽芙？你好吗？”

“好。”

“告诉我，有多好？”

沉默。“我不记得了。我正在忘记你的脸。”

安尼尔几乎无法呼吸。她从电话边转过脸来用枕头擦了擦脸颊。“你还在吗？丽芙？”她听到她们之间的漫长距离，噪音沙沙作响。“你的妹妹和你在一起吗？”

“我妹妹？”丽芙问。

“丽芙，听着，记得吗——谁谋杀了切瑞·瓦伦斯？”

她将听筒紧紧贴在耳边，只听到噼啪声与静默。

隔壁房间里塞拉斯睁着双眼，无法从安尼尔的哭泣声里逃脱。

*

塞拉斯伸手越过早餐盘子握住安尼尔的手腕。大拇指按在她脉搏上。“今天下午就到科伦坡了。我们可以在船上的实验室研究这具骸骨。”

“要让这具骸骨跟着我们，无论发生什么事。”她说。

“四具我们都留着。一组。一种伪装。我们就说它们都是古尸。你的烧退了。”

她抽回手。“我要从‘水手’的脚跟上取下一块组织——保留一个私人ID。”

“如果我们取得更多花粉和泥土样本，就能查出他最初被埋在何处。然后在船上做研究。”

“附近有个女人一直在研究虫蛹。”安尼尔说，“我读过一篇文章。我确定她来自科伦坡。那是篇很好的研究论文。”

他揶揄地看着她：“没听说过。到医院找那些年轻大学生碰碰运气吧。”

他们无言相对。

“来这里之前，我跟女友丽芙说，或许我会在这里遇上一个将要毁灭我的人。我能信任你吗？”

“你必须信任我。”

傍晚他们就到了科伦坡的穆特瓦码头。她帮他将四具骸骨搬上“奥罗赛号”。

“明天休息吧。”他说，“我得多找些器材，需要一天时间。”

他离开后安尼尔留在船上，想再工作一会。她走下楼梯进入实验室，拿起他们放在门边的金属杆，开始用力敲打墙壁。逃窜的声音。最终黑暗中一切都陷入寂静。她擦亮一根火柴，举着朝前走。她按下发电机的操作杆，很快一阵颤巍巍的交流声过后，电力缓慢注入房间。

她坐在那儿凝视他。高烧开始退去，她觉得稍微轻松些。她在硫化灯下检查这具骸骨。总结目前已知的死因，那些恒久不变的事实，科伦坡与特洛伊并无二致。一段前臂骨折。部分烧伤。颈脖处脊椎损伤。颅骨上的伤可能是小弹孔。贯穿痕迹。

通过骨骼上的伤痕，她能解读出“水手”最后的动作。他举起手臂挡在面前，想躲避殴打。他被手枪击中，子弹穿过一条手臂，随即进入他的脖子。待他倒地，他们上前将他杀害。

致命一击[7]。最小、最廉价的子弹。一个直径0.22英寸的穿孔，她的圆珠笔都可穿过。随后他们企图焚毁他，开始在火光中挖掘他的坟墓。

安尼尔走进金赛路医院，经过首席医务官门口的牌子。

交谈终止。

笑声隐匿。

此处，

死欣然染指生。

这段话以拉丁文、僧伽罗文和英文印制。为使用更先进的设备，她时不时到实验室工作。一进实验室，她就能放松下来，独自置身空阔的房间。天啊，她热爱实验室。高脚凳总保持微微的弧度所以你能倾身坐着。永远那样认真地前倾着。周围墙壁上摆满装有紫红色液体的玻璃瓶。她可以绕着桌子走动，用眼角打量一具尸体，然后坐回凳子上，浑然忘记时间的流逝。对朋友或恋人的陪伴不再心存渴念。只能感觉到有人在远处锤着地板，仿佛以大锤重击古老的水泥地只为触及真相。

她靠在桌上，桌沿紧挨着她的髋骨。手指滑过黑色的桌面寻找任何可能存在的沙粒，缺口，碎屑或是黏腻。沉浸于她的孤独之中。她双臂的颜色和桌子一样沉，没有首饰，只有一只手镯在她缓缓垂手时轻扣出声。当安尼尔的思绪穿越面前的沉寂，周遭再无其余声响。

这几栋楼房就是她的家。成年后她有过五六个住所，她一贯的原则和习惯就是居住条件低于经济能力。她从未购置房产，租来的公寓内也总是陈设简陋。如今她在科伦坡的房子有个嵌在地下的小水池，漂着花朵。这对她来说已是奢侈。黑暗中迷惑小偷的某种摆设。夜晚，下班回家，安尼尔会脱下凉鞋站在浅浅的水中，脚趾栖于白色花瓣间，双臂交叠褪去日间种种，除下层层事件与意外，使其不再纠缠自己。她会站立片刻，然后湿着脚向床边走去。

她知道自己是个意志坚决的人，在别人眼中也同样如此。她的名字并不生来就是安尼尔。她曾有过两个全然不合适的名字，并很早就开始觊觎“安尼尔”，这个她哥哥未使用过的备用名。十二岁那年，她试图向他购买它，表示会因此在家庭争论中站在他一边。尽管深知她对这名字的渴望胜过一切，但他不愿答应这项交易。

她的战役在家庭成员间引发了愤怒与焦虑。别人用她任何一个本名喊她时都拒绝回应，甚至在学校也是如此。最后她的父母屈服了，但他们必须说服她那脾气暴躁的哥哥放弃他的备用名。他，十四岁，宣称自己某天或许会需要它。两个名字给了他更多威信，另一个名字或许还暗示他的性格存在着另一面。而且这也是祖父的名字。其实孩子们根本不认识拥有这个名字的那位祖父。父母举手投降，最后兄妹私下达成了交易。她把攒下的一百卢比给了他，还有他眼红了一段时日的钢笔套装、她找到的一罐五十支装金叶牌香烟，交易最后僵持的关头，她还答应了他要求的性贿赂。

随后，无论是护照、学校作业还是申请表格，她都没再用过其他名字。后来她回首童年，铭记最深的就是对这名字的渴望与得到它的快乐。有关这名字的一切都让她愉悦，它纤细简洁的特质，它的女性气息，尽管它被认为是个男用名。二十年后她对它的感觉依旧如昔。她逐猎渴望的名字如同追求某个一见钟情的爱人，一路心无旁骛。

安尼尔记起这座被她抛诸脑后的城市里十九世纪的气息。“复制路”上卖明虾的商贩向往来行人兜售他们的货品，科伦坡七区的房子刷成一丝不苟的纯白色。这里是旧富豪与新权贵居住的地方。“天堂居……科伦坡七……”为晚宴盛装的时候，她父亲会一边用《脸贴脸》的调子唱着，一边让安尼尔为他的衬衫袖子别上袖扣。他们之间总有这种悄然的默契。她也知道，无论从舞会、其他约会或是急诊手术回来时有多晚，第二天他都会开车送她去参加游泳训练，穿过空荡荡的街道前往“水獭俱乐部”。回程中他们会停在小摊前来碗牛奶、吃些甜面饼，每只甜面饼都裹在一张张亮闪闪的英文杂志页里。

即便在雨季，清晨六点她也会跑下车穿过暴雨，跳入雨迹斑斑的池水，拼尽全力游上一个钟头。只有十个女孩和一个教练。雨声嘈杂，敲打着铁皮车顶和坚硬水面，落在搅动池水的游泳者紧绷的橡胶泳帽上，他们调头，再次浮出水面，寥寥可数的家长则读着《每日新闻》。孩提时代，她所有的努力与精力似乎都集中在早晨七点半之前。在西方生活时她保持着这个习惯，去医学院上课之前先学习两到三个小时。从某种角度来看，后来她对发掘真相穷追不舍的痴迷与那个水下世界相似，当她循着剧烈运动的节奏畅游时，如同窥向时间深处。

所以不顾塞拉斯昨天让她卧床休息的建议，清晨六点，她就已吃过早饭，走在前往金赛路医院的路上了。永恒的虾贩还在路边，兜售昨晚的渔获。烟摊外燃着麻绳，气味在空气中蜿蜒飘荡。孩提时她总是被这气味吸引，徘徊不去。突然，莫名地，她记起女子学院的女学生们，在阳台上俯视圣托马斯公学的男孩们的景象，这群小痞子努力在舍监驱赶他们之前尽可能地多唱几句《美船维纳斯之歌》的歌词。

美丽的船儿维纳斯——

天呐，你一定得见识。

船头是尊横陈的妓女呀

跨坐在那话儿上。

被保护在象牙塔内的女孩子们不过十二三岁，像习惯了宫廷式文雅求爱的闺秀，被这唐突的演出震惊了，却也无意闭耳不闻。直到二十岁那年安尼尔才在英国再次听到这首歌。而且在那个场合——橄榄球赛后的庆祝派对上——背景没有那么突兀，男性的嘶吼包围着她。但圣托马斯公学的男孩们玩的是另一种把戏，他们举着乐谱，一开始那首歌听来就像是唱诗班的颂歌，颤音、高音以及咿呀的哼唱一应俱全，他们借此骗过了三心二意只听旋律的舍监。四五年级的女孩们倒是真切听清了每句歌词。

船长名叫马哥，

只懂荒淫作乐。

层层甲板呀，

铲粪都轮不上。

安尼尔对这歌词偏爱有加，紧凑的韵律偶尔会溜进她的脑海。她热衷带着愤怒与论断的歌曲。于是清晨六点，步行前往医院的路上，她尝试记起《美船维纳斯之歌》的其余歌词，还大声唱出了第一段。余下的部分她有些不太确定，嗫嚅地练习着，模仿着低音喇叭。“绝世好歌。”她自言自语道，“绝对重要。”

科伦坡那位撰写虫蛹论文的实习生原来在离验尸房不远的办公室上班。安尼尔曾花费不少时间回想她的名字，如今她却发现伽妲拉·艾贝塞克拉正在用打字机填写表格，纸张因房间内的湿气软塌塌的。她站着打字，身穿纱丽，周围似乎是间移动办公室——两只大纸箱和一只金属盒子。纸箱里面装着研究笔记、实验样、培养皿和试管。金属盒内则装着正发育的虫蛹。

女人抬头看着她。

“我是不是打扰了……”安尼尔低头看着她刚打好的四行字，“不如你休息下，我来帮你打字吧。”

“你就是那个日内瓦来的女人，对吧？”她脸上是将信将疑的神色。

“对。”

伽妲拉注视着安尼尔的双手，两人同时大笑起来。她的手上满是割伤和咬伤的痕迹。这双手大概可以轻松地探进蜂箱然后满载而归。

“告诉我要说些什么。”

安尼尔站在伽妲拉身边，在她口述的同时快速加以编辑，添加些形容词，为她的经费申请书润色。仅凭伽妲拉对项目的平铺直叙，几乎没什么希望。安尼尔添加了些必要的生动描述，将伽妲拉罗列的专长点化为一份更具发挥空间的简历。完工后她问伽妲拉是否想吃点什么。

“别去医院的餐厅。”伽妲拉提议，“厨子晚上在验尸房兼职。你知道我喜欢去哪吗？带空调的中餐馆。我们去‘花鼓楼’。”

餐厅里有三个生意人在用餐，其余地方空空荡荡。

“谢谢你帮我写申请。”伽妲拉说。

“是个很好的项目。会很重要。你能在这儿完成所有研究吗？你有设备吗？”

“我必须得在这儿做……虫蛹啊……幼虫啊……实验必须在这温度下进行。而且我不喜欢英国。有时候我会去印度。”

“如果你需要帮助，来找我。天啊，我都忘记冷气是什么感觉了。我刚搬来这里。我想和你讨论下你的研究。”

“不急，不急。跟我说说你喜欢西方的什么。”

“噢，我喜欢什么？我觉得最让我喜欢的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做事。这里什么都搞得众人皆知，对吧？我怀念有隐私的生活。”

伽妲拉看来对西方的这项优点毫无兴趣。

“一点半之前我得回去。”她说完，点了炒面和可乐。

装试管的纸箱开着，伽妲拉正将一只幼虫固定在显微镜下。“这条有两星期大。”她用镊子把它夹出来放到摆着一块人类肝脏的托盘里，安尼尔猜想这肝脏想必是从非法途径获得的。

“没办法。”伽妲拉觉察到安尼尔专注的目光，故作轻松地解释，“下葬前取一点下来，算帮个小忙。用动物内脏和用这个喂养的幼虫生长速度差别很大。”她把肝脏的其余部分放进野餐用的冷藏箱，抽出图表来摆放在房间中央的桌子上。“来，说说我可以提供些什么帮助……”

“我有具骸骨，一部分被烧过。还能从它携带的虫蛹中获取什么信息吗？”

伽妲拉掩嘴打了个饱嗝，午饭后她一直在打嗝。“如果还在发掘现场，就行。”

“问题就在这里。我从发现它的地方采集了土壤样本，但我们觉得它被转移过。我们不知道它最初的掩埋地点，只有最后掩埋地的土壤。”

“我可以看看骨头。有些虫子喜欢骨骼，而不是肉。”伽妲拉朝她微笑，“或许还有来自第一个地点的虫蛹。我们可以通过昆虫的种类缩小可能的地点范围。很奇怪，骨头只在开头几个月的时间内吸引某些虫子。”

“不同寻常。”

“嗯。”伽妲拉的语气仿佛吃着巧克力，“有些蝴蝶也会从骨骼上吸取水份……”

“我能给你看些骨头吗？”

“明天我要去内陆几天。”

“那就今晚？可以吗？”

“嗯。”伽妲拉心不在焉地回答，注意力被某个线索吸引，那是她表格上的一个时间节点。她背对安尼尔向一排昆虫转过身去，然后用镊子选出大小与生命周期都符合的那一只。

那天晚上在船舱内，塞拉斯将溶于丙酮的液体塑料倒进浅碟，取出他处理骨骼时使用的驼毛刷。他置身于弥散的灯光与发电机的嗡嗡声之中。

他走向放置骸骨的工作台，拿起带弹簧夹的台灯——这里唯一聚焦的光源——举着它走向实验室尽头深处的壁橱，依旧亮着的灯拖着长长的线。他打开壁橱，从瓶中倒出四分之三酒杯的烧酒后回到尸骸边。

四具来自班德勒韦勒的尸骸，现在暴露于空气中，即将开始腐坏。

他从塑料容器中拿出一根未使用过的碳化钨针，将它装在手柄上之后开始清理第一具尸体的骸骨，挑去泥屑。接着他打开细管朝每块骨头吹气，气息栖在累累伤痕间，仿佛他噘嘴朝着孩童的烫伤吹送清凉的呼吸。他将驼毛刷蘸进碟子里，开始给骨头抹上防护性的塑料涂层，顺着脊椎和肋骨一路向下。完工后他举着弹簧夹台灯走向第二张工作台开始处理第二具。然后是第三具。当他来到“水手”的桌边，将跟骨翻向一边时发现了一厘米深的割痕，那是安尼尔在跟骨上切除的部分。

塞拉斯伸个懒腰，从亮处走进暗处，探出手去摸索烧酒瓶，带着它回到光柱下的“水手”旁边。此刻大概是凌晨两点。为每具骸骨涂好保护层后，他逐一做好记录，分别从正面和侧面两个角度拍摄了三具骸骨。

他一边喝酒一边工作。现在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塑料味。没有通风透气的地方。他打开吱呀作响的舱门，带着酒瓶爬上甲板。宵禁中的科伦坡一片漆黑。此刻骑自行车或步行穿越这座城市，最为美妙。路障们让人担忧的静默，古树身披甲胄沿所罗门·马瓦沙大街排开。但他身边的港口内却仍有动静，拖船的灯光在水中翻涌，有码头上搬运集装箱的牵引车投射出的白光。早上三点或四点。余下的夜晚他将锁好门睡在船上。

船舱内依旧满是浓重的塑料味。他从抽屉内取出一捆卷烟点上一支，吸入它五味陈杂、浓到令人窒息的气味。拿起弹簧夹灯朝“水手”走去。他还是得为他留影。“好吧，现在就动手，”他对自己说，“拍两张吧，正面和侧面。”他站着等立拍得显影，在空气中挥动相纸。当“水手”的样子清晰显现，他将相片放进一只棕色信封，封口并写上地址，然后装进外套口袋。

另三具尸骸没有头骨。但“水手”有头骨。塞拉斯将抽了一半的卷烟放在金属水槽里，倾身向前。他用手术刀割断连接头骨和颈椎的韧带组织，将头骨分离开。他把头骨拿到自己桌上。头部并没有被焚烧到，所以额头、眼眶和泪腺部位的骨头都很光滑，接合的痕迹非常细密。塞拉斯用塑料纸将它裹好后放进一只印着“昆丹卖场”的大购物袋中。他折回拍摄了没有头骨的“水手”，两次，正面与侧面。

此刻他知道得再清楚不过的事是：他和安尼尔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