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荣新江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如果没有粟特人，中原地区今天的舞蹈也许会像做广播体操。这句话是非常耐人寻味的。虽说历史不会有假设，但从中人们可以看出西域乐舞在历史上对中原地区的影响。

古代西域乐舞

我有一句话是这样，如果没有西域乐舞对中原民族的影响，那么今天我们汉族人也许只会吃。我这么说并没有贬低汉族人的意思，因为吃也是一种文化，前几年有部很火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说也就是这种文化。吃没什么不好，但光吃不能歌不善舞，也仿佛没有多少意思。我这么讲也并不是说在古代汉地的乐舞没有西域的发达，而是就地域与生活方式而言，汉地的乐舞相对没有西域的乐舞随意、自由，并且深入普通百姓。

敦煌壁画歌舞

虽然，诞生于汉代的《乐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具有比较完整体系的音乐理论著作，它总结了先秦时期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但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也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是在草原上我们点起一堆篝火面对空旷的天地，就有了想跳想唱的欲望；而在有庄稼的田埂地头，即使我们将篝火烧着再旺些，也很难激起人们唱和跳的兴致。而在那些以农耕为主的村庄里，世界除了几乎被庄稼占满，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了。这种生活自然而然会诞生“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名言，捂热了老婆孩子，坐在炕头上的生活当然也就只有吃了。

汉代乐舞图拓片

然而，这并不是古代的农耕区域或者中原地区就没有乐舞之意了，相对地，这种生活方式让乐舞有了几份“神圣”的意味，一方面，人们只有在比较正规的场合才能欣赏到它；另一方面，它被用于更加庄严的场所，比方祭祀。音乐和舞蹈就这样在汉族人的心中被“神话”了起来，也顺应了儒学提倡的“顺阴阳助教化”的思想理念，老百姓面对它，就像我们今天要进入考场一样严肃。它的后遗症即是，今天我们依然将孩子送往各种各样的音乐和舞蹈培训班，而不能完全接受街舞以及大妈跳动的广场舞。

那么，西域乐舞对古代中原乐舞影响有多大呢？这个荣新江教授已经说了，它使我们的舞蹈脱离了“广播体操”的模式。这背后是中华民族文化大融合的历史背景。

周天子与西王母

在历史上，中原与周边少数民族，尤其是西域少数民族的交往更加频繁，促进了民族融合的进程。而中原王朝，尤其是隋唐时期的开放和自信，客观上促成音乐舞蹈艺术空前繁盛，中外乐舞文化的交流、融合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中华民族的音乐和舞蹈的融合史，在民族文化融合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是民族团结、经济繁荣的基石。

上古时期，黄帝派遣伶伦到昆仑之南伐竹制笛，吹奏凤凰之音；而早在三千年前，西周穆王姬满就曾有过游历西域。据传，周天子西去，与西王母饮宴于昆仑瑶池之上，西王母载歌载舞并敬献玉笛。据考证，周天子与西王母相会的地方大约有三处，一是甘肃泾川瑶池；一是青海湖；一是新疆天池。在我国古代，写这次相会的诗歌文章很多，而在传说中与西王母“幽会”的还有秦始皇与汉武帝，可见西王母是一个象征性的神话人物，是西域少数民族的首领。而在我国周代宫廷乐中已有“四夷乐”，其中就有西方、北方音乐，在政治上不乏天下共主、统一的象征意义。《周礼·春官·大司乐》：“鞮鞻氏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旄人掌教舞散乐，舞夷乐。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属焉。”

张骞

汉代，张骞通西域打开了中原地区与西域少数民族交融文化圈。汉代宫廷中四夷乐舞的创作及表演情况，在文献中也有记载。《白虎通·礼乐篇》载：“谁制夷狄之乐？以为先圣王也。先王推行道德，和调阴阳，覆被夷狄，故夷狄安乐，来朝中国，于是作乐乐之。”可见，在汉人的观念中，“四夷之乐”的制度，是出自“先王”，同时反映了“先王”恩德“覆被夷狄”的功绩，以及夷狄“来朝中国”，于是在宫廷中表演“四夷之乐”的活动。

《晋书·乐志》：“横吹，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军，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班固《东都赋》：“四夷间奏，德广所及，僸佅兜离，罔不具集。”类似的记载在古籍的记载中还有很多，而此时，于阗、龟兹等地的乐舞已经登上了汉代的舞台，尤其是龟兹乐舞“天宫飞来的歌舞”，其“五旦七声”乐律，冲击了宫廷僵化的乐制，为中国传统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音乐史》）。

龟兹乐舞

当然，这种影响也是相互的。汉宣帝时，龟兹王绛宾，娶乌孙公主为妻，后绛宾携公主去长安朝贺，汉宣帝赐给“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以后绛宾“数来朝贺”，回龟兹后“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绛宾这一重大改革，对龟兹乐舞艺术发展有深刻的影响。

于阗乐舞

西域音乐出入中原一般存在两种途径：官方和民间。正史见到的列人乐部的西域乐可能是作为贡品，通过官方渠道传人中原的，其它音乐则是由民间流传开的。谷苞先生指出移民、商业贸易、宗教活动、屯田士兵移居等多种因素促使音乐文化进行多方面的交流。

翦伯赞《秦汉史》：“武帝时代，是汉代音乐与歌舞的转捩点，正因为这一时代是汉代政治、经济的转捩点。自此以后，迄于东汉之末，西域之道畅通，西域的乐曲，不断地传入中原，于是在中原地区古典的音乐中，注入了新的声律，从而又改变了中国古典歌舞的场面。”

胡旋舞

南北朝时期，崇尚“胡乐”已成为一种时尚。西域音乐的盛行，不仅对人们的文化生活产生深广的影响，而且对中原王朝的音乐理论、音乐结构编制及内容产生影响。《魏书?乐志》载：“太和初，高祖垂心雅古，务正音声。时司乐上书，典章有阙，求集中秘群官议定其事，并访吏民，有能体解古乐者，与之修广器数，甄立名品，以谐八音。诏可。虽经众议，于时卒无洞晓声律者，乐部不能立，其事弥缺。然方乐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增列于太乐。金石羽旄之饰，为壮丽于往时矣”。这条史料记录的是北魏孝文帝在太和年间（477—499年），无处寻访汉族古乐，然而地方俗乐及各少数民族歌舞，稍增立于太乐。可见“雅乐”在这一时期的衰落，而西域胡乐的传播广泛且影响日趋普遍，渗入到中原宫廷（王虹霞《由汉至唐西域乐舞的传入及其传播特点》）。

胡旋舞画

唐代对西域乐舞的重视和盛行达到极致，宫廷还设置“教坊”进行管理。无论胡人、汉人都学胡乐，甚至汉人表演技艺并不亚于胡人。唐代胡乐器流行，最流行的当数琵琶。唐代琵琶名家辈出，高手如云（张付新、张云《浅述隋唐时代西域乐舞在中原的传播与发展》）。而古籍对这方面的记载实在是不胜枚举，也许，通过几首唐诗，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西域乐舞对中原地区乐舞影响之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