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传为何被禁(武训传为何被禁止)

1951年《大众电影》第7期、总第20期封面，赵丹、蒋天流主演的电影《我们夫妇之间》剧照

萧也牧(1918-1970)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发表于1950年1月出版的《人民文学》第1卷第3期，起初获得了一定好评，知名作家李国文就曾激动地回忆道：“这大概是建国后第一篇产生热烈反响的短篇小说，很快在年轻人中间不胫而走，口碑载道。”

但是一年多以后的1951年6月，风云突变，《人民日报》、《文艺报》同时发表文章点名道姓地展开批评。

是时，导演郑君里(1911-1969)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已经公映，面对小说突然遭到否定这一情势，郑君里的内心里又激荡起怎样的情感波澜？

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书封

回到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建立政权后我党的基本政策作了阐释。宣称党的工作重心将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并提醒我们的干部要谨防资产阶级“糖衣炮弹”侵蚀，戒骄戒躁，保持优良的革命传统，于潜在层面将城市置于乡村的对立面。

1950年7月，昆仑影业公司依据形势，改编萧也牧的同名小说，请郑君里导演执导，拍摄了电影《我们夫妇之间》(1951)。

电影《我们夫妇之间》(1951)剧照

该片通过描写一对山东老区革命干部夫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丈夫李克(赵丹饰演)和贫农劳动英雄出身的妻子张英(蒋天流饰演)——之间的生活，讲述他们的思想感情，以及由于不同的思想感情所激发起的种种矛盾和斗争。吴茵在该片中扮演调解李克与张英夫妻矛盾的妇女干部泰丰同志。

可以这样认为：电影《我们夫妇之间》可谓是在建国初年最早触及到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隔膜和碰撞的作品之一，显示了郑君里（包括萧也牧）观察社会的敏锐性及其视点的高度。

导演郑君里为电影《我们夫妇之间》(1951)选景

在具体阐释这种城市和乡村的差异性及其文化冲突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列举一些以此方面为诉求点的对白：

“我们是来改造城市的，还是让城市来改造我们?”

“城市怎么样？城市就可以随便压迫穷人了？”

显然，这些是出自农村的女主人公张英对于城市的种种疑虑、不满、乃至误读和强词夺理地反映。

《我们夫妇之间》中的夫妻双方就理所当然地承担起城市与乡村文化冲突中两方阵营的代言者角色。另需稍稍提及的是：就小资产阶级能否作为表现主角在建国之初曾有过激烈的讨论，因而在本片中如何表现小资产阶级就显得颇为敏感。

电影《我们夫妇之间》(1951)剧照，左为蒋天流右为赵丹

《我们夫妇之间》并非壁垒森严、铁板一块，只突出乡村之纯朴、农民之进步，而多少涉及到了城市生活中的合理因素，这一点难能可贵。

但影片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的关系处理上仍存在着可供商榷之处。李克幡然悔悟，似乎是粗俗但无疑代表革命正宗的乡村文化战胜了不合时宜的城市文化，可是在具体呈现过程中，对于乡村文化的展示却隐然流露出某种嘲讽性腔调，同时对于城市文化的自我剖析则稍嫌不足，显得有些游移和失衡，未达浑然境界。

电影《我们夫妇之间》(1951)剧照

无奈《我们夫妇之间》(1951)却生不逢时，1951年中上映，正好赶上毛泽东亲自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1950)的风口浪尖，被连带着一同批判——同样遭际的影片还有《关连长》(1951)、《夫妇进行曲》(1951)等，形成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范围的文艺整风运动。

影片之所以仍被批判，主要是当时有人对电影之中某些夫妻日常生活细节颇为指责、尤其对于夫妻之间吵吵闹闹更是不满，认为“只选取了一些琐碎的私生活的现象”，同“主题是不相称的”，是将“政治主题庸俗化”的表现。

电影《我们夫妇之间》(1951)中国版海报

而今看来，由于缺乏对于作品艺术特征的考量，而不问青红皂白，一切从政治出发，恰恰是陷入了一种“庸俗社会学”批评方法的泥潭之中。

革命者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时时刻刻斗志昂扬、乐观向上，他们也有像普通人那样的喜怒哀乐、嬉笑烦愁。这也就是《我们夫妇之间》在今天看来较之其他一些作品更为亲切也更为通情达理之处。

影片的两位主演大有来头。赵丹自不必多说，中国首屈一指的表演大师。但在当年，被批的两部重头戏《武训传》和本片都由其主演，1951年对于赵丹来说恐怕并不好过。

电影《我们夫妇之间》(1951)剧照，右为蒋天流左为赵丹

女主角的扮演者蒋天流，曾在民国经典喜剧电影的《太太万岁》(1947)中扮演一位中产阶级太太，一笑一颦、大放华彩，却在这部影片中穿起大棉袄、操起山东腔，演了一位出身贫苦的妇女干部，差异之大令人结舌。

蒋天流为自己能被安排这样的角色感到由衷地高兴,“激动得几天都睡不着觉”。

毕竟在20世纪50年代初，能在电影中饰演老区劳动英模或革命干部是进步和革命的标志，是许多民国过来的演员的心愿。

电影《太太万岁》(1947)剧照，蒋天流

但蒋天流的努力付出并没给她带来她所期望的，此后蒋天流似乎再未演过什么主角，但在上影厂的众多影片中仍时有露脸，如《枯木逢春》(1961)、《护士日记》(1957)、《北国江南》(1963)等，后来曾做编剧，将张天翼的童话《宝葫芦的秘密》(1963)改成剧本。

本片导演是解放前夕执导出《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和《乌鸦与麻雀》(1949)两部杰作的郑君里(《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他与蔡楚生联合执导，郑君里负责现场)。

从他在新中国摄制的这第一部作品来看，很有些表功心切的味道，但即使如此，也未逃被批命运，在日后的电影生涯中，郑君里几乎绝口不提这部影片。

1951年《大众电影》第7期，专门介绍了电影《我们夫妇之间》(1951)

影片在一定程度上匡正了原著小说的“小资情调”，在价值评判方面更加接近意识形态需求；借出身不同的夫妻之间的观念差异阐释城乡之间的文化冲突，事实上与“十七年”主流的阶级斗争话语具有潜在的一致性；将家庭与婚姻生活的常态表述与政治话语巧妙缝合，却仍未能逃脱被批判的命运。统而言之，可以看作是郑君里进入新社会、新体制后具有过渡性质的未竟之作。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夫妇之间》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出身旧上海的一批电影艺术家如孙瑜(1900-1990)、郑君里、石挥(1915-1957)等人痛定思痛、开始谨小慎微地摸索适应新中国环境的电影表达范式，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上海电影世俗传统的断裂。上海电影的领导者夏衍(1900-1995)等人为此检讨，陈鲤庭(1910-2013)等人意图大有作为的“电影文学研究所”也被迫下马，私营电影业的营运如履薄冰。